第１１２３章 难以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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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对于未来如何处理敌占区的蒙古人十分头疼，‘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普遍存在。只是改编鄂州降兵不仅在朝中，就是在军中也是引起了诸多的反对声，不信任一直存在，便是当下参战也是质疑声不断，担心他们的反叛会将整个计划破坏。好在当下护军五旅打得十分顽强，这才压下了质疑声。
从本心来说，赵昺当然以为最好的敌人就是死人，只有从肉体上消灭才是最放心的。但是他也懂得一味的屠杀并不能解决面临的问题，你将所有与蒙古有关的人员尽数屠戮，那又由谁来提供税赋和从事生产；且屠杀虽然能够起到震慑作用，让敌人不战而降。可同样屠杀也会引起敌军更为坚决的抵抗，死战不降，这对于宋军未必是什么福音。
而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杀俘同样会让引发朝中的反对声。别看那些士人们一个个嚷嚷着杀尽鞑虏，并对敌占区的同族百姓都充满不信任，可要是真将这些降兵都宰了，他们一定会转而将矛头对准自己，什么杀俘不祥、残暴不仁、嗜血好杀……等等一连串的帽子都扣在自己的脑袋上。反正他最后是杀、是用皆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赵昺明白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侵略者或是殖民者要能够成功统治所谓的侵占之地，最为重要的就是统治者‘得人心’。当然这里的所谓人心并非所有人的心，就是现代的西方政党选举也只是最大程度上动员自己的支持者，能够取得到中间力量的认可就是硬。
满清能够成功统制中国二百年是获得了明朝旧官僚的支持，且获得了士人和地主阶层的认可；日本人能够占据东北同样是利用了满清遗族的力量，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才得手的；至于现代强权国家的吃相稍微好看点儿，不再直接占领，而是通过扶植亲近自己的势力和政党，建立傀儡政权，从而实现间接统治。
所以只靠杀人只能是特殊时期的策略，并非是实施长久统治的明智之举。就赵昺而言，当初群臣对他继承大统百般质疑，但也不敢动手杀人，便因大宋的国策即是‘与士大夫共治’，儒士已经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社会其它各个阶级所接受，并渗透到国家的每个角落。
而赵昺若只是因为质疑自己继位的合法性，且不断从中作梗，他就要放手大杀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地位，那么他必将被士人阶级抛弃。所以他尽管憋屈，却不敢轻易撕破脸，只能够通过培植亲近自己的士人势力，来不断削弱反对者的实力，并利用武臣集团来进行牵制，藉此获得他们的支持。
当下赵昺面临着同样的状况，但不同的是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内部矛盾。如何统治新收复地区，让北地之人为己所用，他所能借鉴的经验并不多。蒙元能成为一统中国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且他们得到了汉人军阀的效忠，以汉人武装为主力打下了大半个中国，显然是成功的，起码初期是成功的，可他觉得自己却难以复制，因为其中有些东西是学不来的。
蒙古人从成吉思汗时代就非常留心拉拢各族炮灰，而在他们的意识中契丹人、女真人等都被视作汉人的，但态度算不上礼贤下士，而蒙古人那时候也并不知道啥是礼贤下士。赵昺认真的分析后以为他们成功说起来让人觉得好笑，也不可思议，他以为正是蒙古人‘马大哈’的算账习惯才让这些汉人军阀死心塌地为其卖命。
耶律留哥是契丹人，乃是金朝北地边将，后来不满女真人的怀疑在辽东故地造反，拉起了十几万人的武装，攻占了金朝东京辽阳。后归附蒙古人，成了其在辽东攻略的好帮手，成吉思汗对他的优待就是把他的儿子薛闍弄到身边当人质。耶律留哥去世时，成吉思汗还要耶律留哥的另一个儿子顶替才放薛闍走人。这种政策也被推行到投靠蒙古人的汉军世侯哪里，谁要是不派儿子到蒙元大汗那里当人质，谁在大汗眼里就是叛徒。
再者蒙古人对金元之际的汉人军阀势力采取了模糊对待的政策，完全不计较他们的过去。董俊是董文炳老爹，而董文炳被忽必烈叫做大哥、史秉直则是元朝唯一的汉人右丞相史天泽的父亲、刘黑马是汉人三万户之首，这些主动投靠蒙元汉人军阀固然受到重用。
而打下巴格达的郭侃祖父郭宝玉、张弘范老爹张柔等一度受到金人重用的人，也很受蒙古人的欢迎。在蒙古人看来，能打的汉子好比漂亮女人，管她的过去干嘛，能干能用就行。就连李全这样和蒙古军多年血战，有血仇的反复小人，其母亲、长兄死于蒙古攻金的乱兵之手，可谓是国恨家仇两者加身，可蒙古人也乐意招纳，并给了李全家族在山东世袭的军政大权。
更重要的是蒙元给的封赏远远超过前人，蒙元给这些汉人军阀庞大的封户股权。传统的中国封建王朝在秦朝以后封户的含金量就开始逐渐缩水，西汉每个封户给侯爷们的年收益是三百到四百文钱，而当时西汉一匹马的价格是六千文，如此一个家有近百亩地的平民家庭年收入才是八千文，算是不少了。
而宋廷的封户含金量只是每户二十五文，缩水了十余倍。可蒙元的封户含金量是丝银全科户，其中封户还包括有医户、匠户等，每户每年上交丝一斤、银四两，此外还有减半科户、止纳丝户等区别，总之含金量是宋朝封户的上百倍。
赵昺曾研究过蒙元封赏数量可以称之为中国历代王朝之冠，李世民给一百一十一家功臣一共封赏了七万一千户实封封户，而蒙元仅给刘黑马一家就赏赐了实封七万户，整个华北蒙元贵族和汉军世侯瓜分了七十多万户封户。且汉军世侯的领地上拥有司法、税赋等全部权限，可以为所欲为。
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后，即便减少了汉军世侯的封地，但巨额赏赐不断，蒙元朝廷赏赐最多时将全年七分之一的年收入都赏给了自家亲戚和功臣。而元朝的皇帝们甚至稀里糊涂到怯薛们瞒着他们颁布了千多道旨意，以从中谋取利益，可其对底下人贪污也是爱管不管，但确实是大方到极点的豪爽老板，当然也被汉人军阀们视为最好的合伙人了。
与蒙古人相比，赵昺以为当时南宋朝廷不仅小气，赏赐上不给力，且态度也差了很多，甚至可以称为歧视。他们认为这些汉人军阀有奶就是娘，早就不是贞节烈女，远不如自己手下的嫡系部队忠心，在招纳的北方汉人武装和自己的军队发生矛盾时，便毫不犹豫的采取了无条件支持己方的政策。因此在北方汉人军阀眼中，南宋朝廷并不是好的靠山，不值得为其卖命。
现下虽然时过境迁，但赵昺以为这种思想在朝廷中同样盛行，自己若是敢像蒙古人似的进行大手笔的赏赐，那些士人老爷们的奏本估计得与自己等身，唾沫星子会把他淹死。那些人最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况且还是曾经的敌人，所以这招儿他估计大面积实施的话很难行得通。
除此之外，另一个可为借鉴的，赵昺以为非明朝莫属了，即便当下历史已经拐了弯儿，老朱基本上没有了当皇帝的可能，但不妨碍他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毕竟朱元璋在元朝生活了不少时间，对元朝的政治军事状况也非常了解，而且面临的形势也有些相似。
当明军沿着大运河逼近大都时，元顺帝在夜晚像做贼一样离开了。朱元璋没有命令前锋大将徐达追击元顺帝，而是命令其有秩序地接盘元朝军队。他下令各地的元朝军户不得擅自改户口，让他们在原地待命。到完全占据中原时，徐达就完成了对五省八翼前元朝汉军的搜集整理工作，给朝廷接盘了十四万汉军。
朱元璋按照三户出一军的方式精挑细选，把这些部队分给北平诸卫，后来跟着朱棣起兵的军人很多都是这次接盘工作的成果。而徐达在北方除了修建长城外，继续进行接盘元朝军户，不但守住了华北，还带着大量接收的蒙古骑兵，让他们穿着明朝的铠甲和自己的同胞作战同时，普及了骑兵作战技术，使降军成为明军最给力的带路党，领着这些部队多次横扫漠北。
除了接盘元朝本有的军户，朱元璋在军事制度上也接盘了元朝。他不但继承了元朝的军户制度，“垛集军”制度和“拔都军”也都被他继承。成功的把军事费用分担给民众，政府几乎就是零成本，这很对其的胃口，在他看来这是勤俭节约好办法，值得继承发扬，并在明朝初期十分流行……
赵昺对于未来如何处理敌占区的蒙古人十分头疼，‘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普遍存在。只是改编鄂州降兵不仅在朝中，就是在军中也是引起了诸多的反对声，不信任一直存在，便是当下参战也是质疑声不断，担心他们的反叛会将整个计划破坏。好在当下护军五旅打得十分顽强，这才压下了质疑声。
从本心来说，赵昺当然以为最好的敌人就是死人，只有从肉体上消灭才是最放心的。但是他也懂得一味的屠杀并不能解决面临的问题，你将所有与蒙古有关的人员尽数屠戮，那又由谁来提供税赋和从事生产；且屠杀虽然能够起到震慑作用，让敌人不战而降。可同样屠杀也会引起敌军更为坚决的抵抗，死战不降，这对于宋军未必是什么福音。
而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杀俘同样会让引发朝中的反对声。别看那些士人们一个个嚷嚷着杀尽鞑虏，并对敌占区的同族百姓都充满不信任，可要是真将这些降兵都宰了，他们一定会转而将矛头对准自己，什么杀俘不祥、残暴不仁、嗜血好杀……等等一连串的帽子都扣在自己的脑袋上。反正他最后是杀、是用皆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赵昺明白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侵略者或是殖民者要能够成功统治所谓的侵占之地，最为重要的就是统治者‘得人心’。当然这里的所谓人心并非所有人的心，就是现代的西方政党选举也只是最大程度上动员自己的支持者，能够取得到中间力量的认可就是硬。
满清能够成功统制中国二百年是获得了明朝旧官僚的支持，且获得了士人和地主阶层的认可；日本人能够占据东北同样是利用了满清遗族的力量，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才得手的；至于现代强权国家的吃相稍微好看点儿，不再直接占领，而是通过扶植亲近自己的势力和政党，建立傀儡政权，从而实现间接统治。
所以只靠杀人只能是特殊时期的策略，并非是实施长久统治的明智之举。就赵昺而言，当初群臣对他继承大统百般质疑，但也不敢动手杀人，便因大宋的国策即是‘与士大夫共治’，儒士已经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社会其它各个阶级所接受，并渗透到国家的每个角落。
而赵昺若只是因为质疑自己继位的合法性，且不断从中作梗，他就要放手大杀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地位，那么他必将被士人阶级抛弃。所以他尽管憋屈，却不敢轻易撕破脸，只能够通过培植亲近自己的士人势力，来不断削弱反对者的实力，并利用武臣集团来进行牵制，藉此获得他们的支持。
当下赵昺面临着同样的状况，但不同的是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内部矛盾。如何统治新收复地区，让北地之人为己所用，他所能借鉴的经验并不多。蒙元能成为一统中国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且他们得到了汉人军阀的效忠，以汉人武装为主力打下了大半个中国，显然是成功的，起码初期是成功的，可他觉得自己却难以复制，因为其中有些东西是学不来的。
蒙古人从成吉思汗时代就非常留心拉拢各族炮灰，而在他们的意识中契丹人、女真人等都被视作汉人的，但态度算不上礼贤下士，而蒙古人那时候也并不知道啥是礼贤下士。赵昺认真的分析后以为他们成功说起来让人觉得好笑，也不可思议，他以为正是蒙古人‘马大哈’的算账习惯才让这些汉人军阀死心塌地为其卖命。
耶律留哥是契丹人，乃是金朝北地边将，后来不满女真人的怀疑在辽东故地造反，拉起了十几万人的武装，攻占了金朝东京辽阳。后归附蒙古人，成了其在辽东攻略的好帮手，成吉思汗对他的优待就是把他的儿子薛闍弄到身边当人质。耶律留哥去世时，成吉思汗还要耶律留哥的另一个儿子顶替才放薛闍走人。这种政策也被推行到投靠蒙古人的汉军世侯哪里，谁要是不派儿子到蒙元大汗那里当人质，谁在大汗眼里就是叛徒。
再者蒙古人对金元之际的汉人军阀势力采取了模糊对待的政策，完全不计较他们的过去。董俊是董文炳老爹，而董文炳被忽必烈叫做大哥、史秉直则是元朝唯一的汉人右丞相史天泽的父亲、刘黑马是汉人三万户之首，这些主动投靠蒙元汉人军阀固然受到重用。
而打下巴格达的郭侃祖父郭宝玉、张弘范老爹张柔等一度受到金人重用的人，也很受蒙古人的欢迎。在蒙古人看来，能打的汉子好比漂亮女人，管她的过去干嘛，能干能用就行。就连李全这样和蒙古军多年血战，有血仇的反复小人，其母亲、长兄死于蒙古攻金的乱兵之手，可谓是国恨家仇两者加身，可蒙古人也乐意招纳，并给了李全家族在山东世袭的军政大权。
更重要的是蒙元给的封赏远远超过前人，蒙元给这些汉人军阀庞大的封户股权。传统的中国封建王朝在秦朝以后封户的含金量就开始逐渐缩水，西汉每个封户给侯爷们的年收益是三百到四百文钱，而当时西汉一匹马的价格是六千文，如此一个家有近百亩地的平民家庭年收入才是八千文，算是不少了。
而宋廷的封户含金量只是每户二十五文，缩水了十余倍。可蒙元的封户含金量是丝银全科户，其中封户还包括有医户、匠户等，每户每年上交丝一斤、银四两，此外还有减半科户、止纳丝户等区别，总之含金量是宋朝封户的上百倍。
赵昺曾研究过蒙元封赏数量可以称之为中国历代王朝之冠，李世民给一百一十一家功臣一共封赏了七万一千户实封封户，而蒙元仅给刘黑马一家就赏赐了实封七万户，整个华北蒙元贵族和汉军世侯瓜分了七十多万户封户。且汉军世侯的领地上拥有司法、税赋等全部权限，可以为所欲为。
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后，即便减少了汉军世侯的封地，但巨额赏赐不断，蒙元朝廷赏赐最多时将全年七分之一的年收入都赏给了自家亲戚和功臣。而元朝的皇帝们甚至稀里糊涂到怯薛们瞒着他们颁布了千多道旨意，以从中谋取利益，可其对底下人贪污也是爱管不管，但确实是大方到极点的豪爽老板，当然也被汉人军阀们视为最好的合伙人了。
与蒙古人相比，赵昺以为当时南宋朝廷不仅小气，赏赐上不给力，且态度也差了很多，甚至可以称为歧视。他们认为这些汉人军阀有奶就是娘，早就不是贞节烈女，远不如自己手下的嫡系部队忠心，在招纳的北方汉人武装和自己的军队发生矛盾时，便毫不犹豫的采取了无条件支持己方的政策。因此在北方汉人军阀眼中，南宋朝廷并不是好的靠山，不值得为其卖命。
现下虽然时过境迁，但赵昺以为这种思想在朝廷中同样盛行，自己若是敢像蒙古人似的进行大手笔的赏赐，那些士人老爷们的奏本估计得与自己等身，唾沫星子会把他淹死。那些人最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况且还是曾经的敌人，所以这招儿他估计大面积实施的话很难行得通。
除此之外，另一个可为借鉴的，赵昺以为非明朝莫属了，即便当下历史已经拐了弯儿，老朱基本上没有了当皇帝的可能，但不妨碍他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毕竟朱元璋在元朝生活了不少时间，对元朝的政治军事状况也非常了解，而且面临的形势也有些相似。
当明军沿着大运河逼近大都时，元顺帝在夜晚像做贼一样离开了。朱元璋没有命令前锋大将徐达追击元顺帝，而是命令其有秩序地接盘元朝军队。他下令各地的元朝军户不得擅自改户口，让他们在原地待命。到完全占据中原时，徐达就完成了对五省八翼前元朝汉军的搜集整理工作，给朝廷接盘了十四万汉军。
朱元璋按照三户出一军的方式精挑细选，把这些部队分给北平诸卫，后来跟着朱棣起兵的军人很多都是这次接盘工作的成果。而徐达在北方除了修建长城外，继续进行接盘元朝军户，不但守住了华北，还带着大量接收的蒙古骑兵，让他们穿着明朝的铠甲和自己的同胞作战同时，普及了骑兵作战技术，使降军成为明军最给力的带路党，领着这些部队多次横扫漠北。
除了接盘元朝本有的军户，朱元璋在军事制度上也接盘了元朝。他不但继承了元朝的军户制度，“垛集军”制度和“拔都军”也都被他继承。成功的把军事费用分担给民众，政府几乎就是零成本，这很对其的胃口，在他看来这是勤俭节约好办法，值得继承发扬，并在明朝初期十分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