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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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岁的廖莉娅淳朴善良，一头褐色的短发。从她的大脸盘儿上能看出她心里所想的一切。她和保尔一见如故，连家里不宜为人知的事也讲了出来。从她那儿，保尔知道老头儿在家不给别人自由，专制霸道，气量小，见识短，爱吹毛求疵，常在家制造紧张空气。因此妻子和女儿对他都十分厌恶。阿尔宾娜二十五年来一直跟他的专制抗争，两个女儿也站在她这一边，家里天天大吵小吵不断。
另一个祸害是廖莉娅的弟弟乔治，一个彻底的浪荡子，自以为是，讲吃讲穿，爱吹牛又酗酒。他是母亲的心肝，中学一毕业就开口向母亲要钱，说要上莫斯科。
“我去上大学，让廖莉娅把戒指卖了，你也卖点东西。用什么方法我不管，反正得给我弄到钱。”
乔治吃定了母亲对他的一味顺从，所以不知廉耻地一再利用。在姐妹面前他自以为高人一等。母亲想方设法从老头儿那里要钱，连同达雅挣的，一次又一次寄给儿子。但由于他入学考试成绩太差，被除名了，现在住在叔叔那里享福。他经常打电报威逼母亲汇钱给他。
保尔直到黄昏才见到小女儿达雅，是母亲在过道悄悄告诉她有客人来了，她一脸腼腆地同保尔握手致意，脸红得直到脖子根儿。保尔没有马上就放开她那起了茧子的粗大的手。
达雅今年十八岁，不是很漂亮。但一双栗色的大眼睛，弯弯的细眉，端正的鼻梁和唇线分明的红嘴唇，让她吸引力十足。干活儿穿的一件条纹上衣紧紧绷在她年轻而富有弹性的胸脯上。
两姐妹分住两个房间，达雅外屋里放有一张小铁床和一只五斗柜，上边有些小物件，还竖着面小镜子。墙上贴着三十多张相片和图片。一盆深红色的天竺葵和一盆粉红的菊花摆在窗台上。一条淡蓝色的带子将薄纱窗帘拢在一旁。“达雅的屋里从没进过男人。可是，您让她破例了。”廖莉娅打趣道。
第二天晚上，大家在老人的房间里喝茶，达雅在隔壁自己的小屋里听着。老人搅着茶杯里的白糖，眼睛还不时地透过眼镜上方狠狠地瞪一眼在自己对面的客人。
“现在婚姻方面的新规矩真不怎么样。想结就结，想离就离，简直是无法无天！”
老头儿咳嗽一声，他被呛了一下。缓过劲儿后他一指廖莉娅：
“她就是，一声不吭地嫁给了那个混蛋，又一声不吭地离婚了。结果我最倒霉，让她拖来一个野种吃白饭。真不像话！”
“那么您认为她就该跟那个寄生虫生活下去？”保尔问，目光中似乎燃烧着火焰。
“该弄清底细再嫁。”
阿尔宾娜压下怒火，畏畏缩缩地插嘴道：
“老头子，当着外人说这干什么？说点别的吧。”
老头儿猛地转身冲她嚷道：
“该说什么我知道，轮不到你对我指手划脚！”
这天夜里，保尔思索着这家人的情况，他偶然间卷入了这场家庭纷争。他思考着该如何帮助母女三人解脱出来。对于他自己，生活进程意外停止，眼前摆着一堆难以解决的问题，此刻该如何决断比任何时候都要困难许多。
只有一条路，就是这母女三人离开老头儿，离开这个家，但这并非易如反掌的事，他对此心有余而力不足。几天后他就要离开这儿了，也许与他们再无相遇的机会，随它吧，何必在这小破屋子里掀起波浪呢？可是一想起那个老头儿可憎的派头，他又烦闷起来。他设想了几套计划，都觉得不恰当。
第二天是星期天，保尔外出回来时，看见达雅一个人守家，其他人都去串亲戚了。他走进她的房间，感觉到一阵疲劳，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怎么不出去散散心？”
“我哪儿都不想去。”她细声细气地说。
保尔想起昨夜的思索，决心讲讲。
为了避免受他人干扰，他开门见山，语速急切地说：
“达雅，听我说，咱俩之间用‘你’来相称吧，何必那么客气呢？我就要走了，很不巧，我现在正是处境艰难的时候，不然咱们肯定有办法扭转局面。要是一年前，我能带你们跟我一起离开。你和廖莉娅勤劳勤恳，一定能有份好工作。是跟那老顽固一刀两断的时候了。不过，现在我没办法这么做。我自己的将来会怎样我还不清楚，所以我无能为力。不过，我会尽力去争取恢复工作。天知道医生们是怎么诊断我的病的，同志们竟然让我无休止地休养下去，这种境况一定会改变的。我会给母亲写信商量一下，咱们好好合计合计，反正我不会丢下你们不管，但，达尤莎，你们，特别是你的生活必须改变，这无庸置疑。你愿意吗？你有这样的力量吗？”
达雅抬起头，轻轻回答：
“我愿意，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力量。”
“没关系，达尤莎。只要你愿意，咱们就好办，告诉我，你留恋你的家吗？”
达雅很吃惊他会这么问，愣了一会儿才说：“我很同情母亲。”她说：“她一辈子都受父亲欺负，现在又加上乔治。我很担心……只是她更爱乔治……”
他们聊了好久，直到家人都快回来时，保尔才开玩笑地问：
“奇怪，那老头儿怎么没把你嫁出去呢？”
达雅慌乱地直摆手：
“我不嫁。廖莉娅的遭遇太让人心酸了，我绝不会结婚的。
保尔笑容满面：
“看来你已下定决心了？可要是突然有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向你求婚，态度诚恳，你又该怎么办？”
“我不会结婚的，他们在外边来回转悠时个个都不错。”
保尔把手搭在达雅肩上，谅解地说：
“行，不嫁人照样能过好日子。不过你心肠真硬。幸好没误会我在向你求婚，否则我就难堪了。”
达雅一脸羞涩。保尔见状用他冰凉的手抚摸了一下她的手。
“要是你找对象，不会找我们这样的人的。”达雅喃喃自语。
几天后，保尔乘上前往哈尔科夫的火车。去送行的有母女三人，还有母亲的妹妹罗莎。临别，保尔亲口向阿尔宾娜许诺，会帮助廖莉娅和达雅冲破牢笼的。她们像送亲人一样送别保尔，达雅眼中还泛着泪花。保尔久久地透过车窗望着廖莉娅和挥舞着白手绢、穿着条纹上衣的达雅。
到了哈尔科夫，保尔不想打扰朵拉，就在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儿暂住。稍作休息，他就乘车去了中央委员会，见到了阿基姆。等到只有他们两个人时，他要求能尽快安排工作。但阿基姆摇摇头：
“保尔，不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医务委员会有决定：‘鉴于病情严重，应送至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阿基姆，随他们怎么写，我只想工作，求求你，到处转院是没用的。”
阿基姆表示反对。
“不能违反决定，保夫鲁沙。这才是对你负责的表现。请你理解。
可保尔势不罢休地要求，让阿基姆无法招架，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保尔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本以为一上班精力就能恢复，谁料第一天他就明白自己错了。他在科里一坐八个小时，没去吃饭，因为没力气去三楼，去隔壁的食堂。一会儿这只手，一会儿那只脚，常会麻木一阵，有时全身没法动弹，还发高烧。到了要上班的时间，他会突然酸软疲惫，无法起床。发作一阵后，他无奈地看到自己已经晚了一个小时。因为经常迟到，他挨了批评。他心里清楚，最可怕的事终于要降临了——他得离开队伍了。
阿基姆再次帮忙为他调了工作。但一个多月后病情更加重了：他卧病在床了。保尔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嘱，就给她写了封信。女医生当天就赶到了，保尔从她那儿得知：他用不着非住院不可。
“看起来，对于我的情况，治疗已经是画蛇添足了。”他想说句俏皮话，但根本笑不出来。
待稍稍复原了一点，他又跑到中央委员会。这回阿基姆坚持要保尔去住院。保尔倔强地说：
“我绝不去。那一点儿用也没有。这是专家告诉我的。我只有一条道可走：退休，领抚恤金。但我也决不走这条路，我不能不工作。我才二十四岁，不能用残废证养自己一辈子，不能明知无望还四处寻医治病。你们应该给我一份合适的工作，我在家干，或是在机关安张床。只要求别让我去做管理登记发文编号的文书，给我一份让我踏实的工作，让我感到自己还跟大家在一起！”
他越说心情越激动，声音越大。
阿基姆理解这个不久前还心中热情如火的青年此时怀着怎样的心情。他深深明白保尔的痛苦，知道要让已把生命献给了党的保尔脱离战斗、退居后方那有多么可怕。于是他决定帮他一把。
“好吧，保尔，别急。明天书记处开会，我会提出你的问题，帮你争取。”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伸出手。
“阿基姆，千万别以为命运能把我压垮，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他使劲抓过阿基姆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让他感觉到自己微弱而急速的心跳，“只要我活着，就休想让我离开党。只有死亡才能把我拉离战斗行列，老大哥。请记住这一点。”
阿基姆沉默了，他知道这不是空谈，而是一名受重伤的战士发自内心的呐喊。他明白，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这番感受，说出这番话语。
两天后，阿基姆告诉保尔，他可以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任一个重要职位，但必须先接受考核，看他是否有文学功底。
在编辑部保尔受到亲切接待。副主任是位女性，老地下工作者，目前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任职。她提出一些问题：
“同志，您的学历？”
“小学三年级。”
“党校或政治学校学习过吗？”
“没有。”
“哎呀，没关系，依靠实践也能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阿基姆提过您的经历，我们有个在家就能胜任的职务。总之我们可以为您行些方便的。不过，您必须知识渊博，特别是在文学和语言方面。”
这番话让保尔深感不妙。谈了半个小时，他知识面不广的缺点暴露出来了，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被她用红笔圈出三十多处语病，还有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很有才华，只要下够功夫您定能成为文学家。不过目前您的文字不太通顺，看得出您还没能掌握好俄语，这不奇怪，因为您没有学习的时间。抱歉的是我们不能聘用您。但需要重申：您很有才华，您这篇文章稍事加工就能成为佳作。不过，我们需要的，是擅于加工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起来，右眉毛挑动着：“好，我同意。我怎能成为文学家呢？我曾是个好伙夫，好电工，会骑马，会做团员工作，但在文学战线上，我就是个劣等兵了。”
他告别后走出了房间。
他差点儿在长廊拐角处跌下去。一个夹着公文包的女同志搀住他。
“同志，您怎么了？脸色可不太好！”
保尔几秒钟后才缓过来，他轻轻挣脱她的手，吃力地拄着手杖走了。
从这天起，他的病况越来越糟。上班是没戏了，躺在床上的日子渐渐增多，中央委员会停了他的工作，还让社会保险总局发抚恤金给他。他有了抚恤金，也领了残废证。中央委员会还给他一笔钱和个人档案，让他可以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
这时，玛尔塔来信要保尔去她那儿，休息一阵子。保尔正好打算去莫斯科。他依然暗自希望能去联共中央委员会试试，看有没有不用走路的工作。然而到了莫斯科，大家都是要他治病，并要安排他进最好的医院。他谢绝了。
保尔借住在玛尔塔和她的朋友娜娃·彼得松的公寓里，已经有十几天了。玛尔塔和娜佳天天早出晚归，他则整天独自在家。
保尔废寝忘食地读着玛尔塔丰富的藏书，夜晚，玛尔塔常有女客前来，偶尔也有男同志。
丘察姆母女三人写了几封信来要他前去，她们的日子越来越难，等待着他的援助。
一天早晨，保尔·柯察金离开了鹅舍胡同，离开了这安宁的住处。列车带着他驶向南方，走向大海，离开了绵绵秋雨，去到克里木南部的温暖海滨。望着窗外一根根飞速向后的电线杆，他紧蹙双眉，黑眸里迸射出坚强的毅力。
二十二岁的廖莉娅淳朴善良，一头褐色的短发。从她的大脸盘儿上能看出她心里所想的一切。她和保尔一见如故，连家里不宜为人知的事也讲了出来。从她那儿，保尔知道老头儿在家不给别人自由，专制霸道，气量小，见识短，爱吹毛求疵，常在家制造紧张空气。因此妻子和女儿对他都十分厌恶。阿尔宾娜二十五年来一直跟他的专制抗争，两个女儿也站在她这一边，家里天天大吵小吵不断。
另一个祸害是廖莉娅的弟弟乔治，一个彻底的浪荡子，自以为是，讲吃讲穿，爱吹牛又酗酒。他是母亲的心肝，中学一毕业就开口向母亲要钱，说要上莫斯科。
“我去上大学，让廖莉娅把戒指卖了，你也卖点东西。用什么方法我不管，反正得给我弄到钱。”
乔治吃定了母亲对他的一味顺从，所以不知廉耻地一再利用。在姐妹面前他自以为高人一等。母亲想方设法从老头儿那里要钱，连同达雅挣的，一次又一次寄给儿子。但由于他入学考试成绩太差，被除名了，现在住在叔叔那里享福。他经常打电报威逼母亲汇钱给他。
保尔直到黄昏才见到小女儿达雅，是母亲在过道悄悄告诉她有客人来了，她一脸腼腆地同保尔握手致意，脸红得直到脖子根儿。保尔没有马上就放开她那起了茧子的粗大的手。
达雅今年十八岁，不是很漂亮。但一双栗色的大眼睛，弯弯的细眉，端正的鼻梁和唇线分明的红嘴唇，让她吸引力十足。干活儿穿的一件条纹上衣紧紧绷在她年轻而富有弹性的胸脯上。
两姐妹分住两个房间，达雅外屋里放有一张小铁床和一只五斗柜，上边有些小物件，还竖着面小镜子。墙上贴着三十多张相片和图片。一盆深红色的天竺葵和一盆粉红的菊花摆在窗台上。一条淡蓝色的带子将薄纱窗帘拢在一旁。“达雅的屋里从没进过男人。可是，您让她破例了。”廖莉娅打趣道。
第二天晚上，大家在老人的房间里喝茶，达雅在隔壁自己的小屋里听着。老人搅着茶杯里的白糖，眼睛还不时地透过眼镜上方狠狠地瞪一眼在自己对面的客人。
“现在婚姻方面的新规矩真不怎么样。想结就结，想离就离，简直是无法无天！”
老头儿咳嗽一声，他被呛了一下。缓过劲儿后他一指廖莉娅：
“她就是，一声不吭地嫁给了那个混蛋，又一声不吭地离婚了。结果我最倒霉，让她拖来一个野种吃白饭。真不像话！”
“那么您认为她就该跟那个寄生虫生活下去？”保尔问，目光中似乎燃烧着火焰。
“该弄清底细再嫁。”
阿尔宾娜压下怒火，畏畏缩缩地插嘴道：
“老头子，当着外人说这干什么？说点别的吧。”
老头儿猛地转身冲她嚷道：
“该说什么我知道，轮不到你对我指手划脚！”
这天夜里，保尔思索着这家人的情况，他偶然间卷入了这场家庭纷争。他思考着该如何帮助母女三人解脱出来。对于他自己，生活进程意外停止，眼前摆着一堆难以解决的问题，此刻该如何决断比任何时候都要困难许多。
只有一条路，就是这母女三人离开老头儿，离开这个家，但这并非易如反掌的事，他对此心有余而力不足。几天后他就要离开这儿了，也许与他们再无相遇的机会，随它吧，何必在这小破屋子里掀起波浪呢？可是一想起那个老头儿可憎的派头，他又烦闷起来。他设想了几套计划，都觉得不恰当。
第二天是星期天，保尔外出回来时，看见达雅一个人守家，其他人都去串亲戚了。他走进她的房间，感觉到一阵疲劳，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怎么不出去散散心？”
“我哪儿都不想去。”她细声细气地说。
保尔想起昨夜的思索，决心讲讲。
为了避免受他人干扰，他开门见山，语速急切地说：
“达雅，听我说，咱俩之间用‘你’来相称吧，何必那么客气呢？我就要走了，很不巧，我现在正是处境艰难的时候，不然咱们肯定有办法扭转局面。要是一年前，我能带你们跟我一起离开。你和廖莉娅勤劳勤恳，一定能有份好工作。是跟那老顽固一刀两断的时候了。不过，现在我没办法这么做。我自己的将来会怎样我还不清楚，所以我无能为力。不过，我会尽力去争取恢复工作。天知道医生们是怎么诊断我的病的，同志们竟然让我无休止地休养下去，这种境况一定会改变的。我会给母亲写信商量一下，咱们好好合计合计，反正我不会丢下你们不管，但，达尤莎，你们，特别是你的生活必须改变，这无庸置疑。你愿意吗？你有这样的力量吗？”
达雅抬起头，轻轻回答：
“我愿意，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力量。”
“没关系，达尤莎。只要你愿意，咱们就好办，告诉我，你留恋你的家吗？”
达雅很吃惊他会这么问，愣了一会儿才说：“我很同情母亲。”她说：“她一辈子都受父亲欺负，现在又加上乔治。我很担心……只是她更爱乔治……”
他们聊了好久，直到家人都快回来时，保尔才开玩笑地问：
“奇怪，那老头儿怎么没把你嫁出去呢？”
达雅慌乱地直摆手：
“我不嫁。廖莉娅的遭遇太让人心酸了，我绝不会结婚的。
保尔笑容满面：
“看来你已下定决心了？可要是突然有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向你求婚，态度诚恳，你又该怎么办？”
“我不会结婚的，他们在外边来回转悠时个个都不错。”
保尔把手搭在达雅肩上，谅解地说：
“行，不嫁人照样能过好日子。不过你心肠真硬。幸好没误会我在向你求婚，否则我就难堪了。”
达雅一脸羞涩。保尔见状用他冰凉的手抚摸了一下她的手。
“要是你找对象，不会找我们这样的人的。”达雅喃喃自语。
几天后，保尔乘上前往哈尔科夫的火车。去送行的有母女三人，还有母亲的妹妹罗莎。临别，保尔亲口向阿尔宾娜许诺，会帮助廖莉娅和达雅冲破牢笼的。她们像送亲人一样送别保尔，达雅眼中还泛着泪花。保尔久久地透过车窗望着廖莉娅和挥舞着白手绢、穿着条纹上衣的达雅。
到了哈尔科夫，保尔不想打扰朵拉，就在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儿暂住。稍作休息，他就乘车去了中央委员会，见到了阿基姆。等到只有他们两个人时，他要求能尽快安排工作。但阿基姆摇摇头：
“保尔，不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医务委员会有决定：‘鉴于病情严重，应送至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阿基姆，随他们怎么写，我只想工作，求求你，到处转院是没用的。”
阿基姆表示反对。
“不能违反决定，保夫鲁沙。这才是对你负责的表现。请你理解。
可保尔势不罢休地要求，让阿基姆无法招架，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保尔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本以为一上班精力就能恢复，谁料第一天他就明白自己错了。他在科里一坐八个小时，没去吃饭，因为没力气去三楼，去隔壁的食堂。一会儿这只手，一会儿那只脚，常会麻木一阵，有时全身没法动弹，还发高烧。到了要上班的时间，他会突然酸软疲惫，无法起床。发作一阵后，他无奈地看到自己已经晚了一个小时。因为经常迟到，他挨了批评。他心里清楚，最可怕的事终于要降临了——他得离开队伍了。
阿基姆再次帮忙为他调了工作。但一个多月后病情更加重了：他卧病在床了。保尔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嘱，就给她写了封信。女医生当天就赶到了，保尔从她那儿得知：他用不着非住院不可。
“看起来，对于我的情况，治疗已经是画蛇添足了。”他想说句俏皮话，但根本笑不出来。
待稍稍复原了一点，他又跑到中央委员会。这回阿基姆坚持要保尔去住院。保尔倔强地说：
“我绝不去。那一点儿用也没有。这是专家告诉我的。我只有一条道可走：退休，领抚恤金。但我也决不走这条路，我不能不工作。我才二十四岁，不能用残废证养自己一辈子，不能明知无望还四处寻医治病。你们应该给我一份合适的工作，我在家干，或是在机关安张床。只要求别让我去做管理登记发文编号的文书，给我一份让我踏实的工作，让我感到自己还跟大家在一起！”
他越说心情越激动，声音越大。
阿基姆理解这个不久前还心中热情如火的青年此时怀着怎样的心情。他深深明白保尔的痛苦，知道要让已把生命献给了党的保尔脱离战斗、退居后方那有多么可怕。于是他决定帮他一把。
“好吧，保尔，别急。明天书记处开会，我会提出你的问题，帮你争取。”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伸出手。
“阿基姆，千万别以为命运能把我压垮，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他使劲抓过阿基姆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让他感觉到自己微弱而急速的心跳，“只要我活着，就休想让我离开党。只有死亡才能把我拉离战斗行列，老大哥。请记住这一点。”
阿基姆沉默了，他知道这不是空谈，而是一名受重伤的战士发自内心的呐喊。他明白，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这番感受，说出这番话语。
两天后，阿基姆告诉保尔，他可以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任一个重要职位，但必须先接受考核，看他是否有文学功底。
在编辑部保尔受到亲切接待。副主任是位女性，老地下工作者，目前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任职。她提出一些问题：
“同志，您的学历？”
“小学三年级。”
“党校或政治学校学习过吗？”
“没有。”
“哎呀，没关系，依靠实践也能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阿基姆提过您的经历，我们有个在家就能胜任的职务。总之我们可以为您行些方便的。不过，您必须知识渊博，特别是在文学和语言方面。”
这番话让保尔深感不妙。谈了半个小时，他知识面不广的缺点暴露出来了，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被她用红笔圈出三十多处语病，还有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很有才华，只要下够功夫您定能成为文学家。不过目前您的文字不太通顺，看得出您还没能掌握好俄语，这不奇怪，因为您没有学习的时间。抱歉的是我们不能聘用您。但需要重申：您很有才华，您这篇文章稍事加工就能成为佳作。不过，我们需要的，是擅于加工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起来，右眉毛挑动着：“好，我同意。我怎能成为文学家呢？我曾是个好伙夫，好电工，会骑马，会做团员工作，但在文学战线上，我就是个劣等兵了。”
他告别后走出了房间。
他差点儿在长廊拐角处跌下去。一个夹着公文包的女同志搀住他。
“同志，您怎么了？脸色可不太好！”
保尔几秒钟后才缓过来，他轻轻挣脱她的手，吃力地拄着手杖走了。
从这天起，他的病况越来越糟。上班是没戏了，躺在床上的日子渐渐增多，中央委员会停了他的工作，还让社会保险总局发抚恤金给他。他有了抚恤金，也领了残废证。中央委员会还给他一笔钱和个人档案，让他可以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
这时，玛尔塔来信要保尔去她那儿，休息一阵子。保尔正好打算去莫斯科。他依然暗自希望能去联共中央委员会试试，看有没有不用走路的工作。然而到了莫斯科，大家都是要他治病，并要安排他进最好的医院。他谢绝了。
保尔借住在玛尔塔和她的朋友娜娃·彼得松的公寓里，已经有十几天了。玛尔塔和娜佳天天早出晚归，他则整天独自在家。
保尔废寝忘食地读着玛尔塔丰富的藏书，夜晚，玛尔塔常有女客前来，偶尔也有男同志。
丘察姆母女三人写了几封信来要他前去，她们的日子越来越难，等待着他的援助。
一天早晨，保尔·柯察金离开了鹅舍胡同，离开了这安宁的住处。列车带着他驶向南方，走向大海，离开了绵绵秋雨，去到克里木南部的温暖海滨。望着窗外一根根飞速向后的电线杆，他紧蹙双眉，黑眸里迸射出坚强的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