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八章 消息灵通的通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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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武昌的第二天,高峻山就单独召见了他的崇文弟子田正春。田正春是通事局在湖广的行动处主任,是通事局的三号人物,主管南明情报工作。
通事局在金陵有卧底,金陵的高弘图、姜曰广就是刘理顺发展的通事局成员。
高弘图目前在南明官至户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加太傅;姜曰广目前在南明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兼掌金陵翰林院事。
所以,湖广通事局行动处对南明的内部信息了解得非常透彻,田正春把南明的发展动向向高峻山做了详尽的汇报:
自明成祖朱棣迁都京城以来,明朝一直实行“两京”制度,金陵设为陪都。金陵和京师一样,设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官员的级别也和京师相同。京城所在府为顺天府,金陵所在府为应天府,合称二京府。
在这种两京制度下,金陵的官员虽然有着和京师官员一样的级别,但却大多是挂名的闲职,有职位没权力。金陵各部官员,往往是朝廷官场斗争中的失意者,虽然调到金陵之后权力不再,但倒也不失为养老的一种方式。
这样的局面,终于被高峻山打破,从京城告破之日起,金陵官员们的悠闲日子终于到头了。原本不被重视的金陵,开始成为新的政治中心。
金陵的各部官员大多是没有权力的,但也有几个例外,金陵参赞机务兵部尚书、金陵守备太监和提督金陵军务勋臣这三个涉及金陵防务的官职,是握有实权的。
而此时金陵的兵部尚书就是那位二次被高峻山打败的史可法。他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四月初一,在金陵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并积极打算北上勤王。看来他已经忘记两次败北的教训了。
史可法何许人也?
他是河南祥符人,崇祯元年的进士,师从东林党人左光斗,历任西安府推官、户部郎中,崇祯八年随兵部侍郎卢象生率军平贼,两年后升任都御史,崇祯十四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任金陵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算得上是一个步步高升,官运亨通的人物。
四月初七,他率南方军队准备再次与驻守湖广的曹文诏一战,决心值此“宗社危情”之际,收复湖广,救国于倾颓之间。
然而,第二天,史可法的自信心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得到确切的消息,朱由检已经归西了。
这下金陵朝廷可就乱了套,史可法更不可能再去实现他的什么救国于倾颓之间了。
不过,金陵混乱的局面很快就得到了控制,文臣迅速统一了行动方向,他们已经意识到当务之急不是北上“勤王”,而是选新皇帝。
由于朱由检的太子、儿子都落在了义军手里,不知生死,他们知道,等太子南下监国那是遥遥无期。
而当下有资格做皇帝的有四人可供金陵的文臣们选择,他们是:
新福王朱由崧,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兄,其父亲——老福王朱常洵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第三子,李自成攻陷洛阳的时候,将三百六十多斤重的福王伴着几只鹿子一起给煮了,名曰“福禄宴”。朱常洵死后,侥幸从洛阳逃脱的朱由崧袭封福王。
惠王朱常润,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第六子,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六叔。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封王,但一直到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才就藩荆州,但是被高峻山的义军穷追猛打,被追得东躲西藏,最终终于看破红尘,皈依佛门。虽然依旧四处跑路,但终日礼佛参禅,不问世事。
桂王朱常瀛,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第七子,惠王朱常润的同母兄弟,崇祯皇帝朱由检的七叔。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就藩衡州,被高峻山撵到广西避难。
潞王朱常淓,潞简王朱翊镠的第三子,隆庆皇帝朱载垕之孙,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叔。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袭封潞王,在音律、绘画、棋艺等方面造诣颇深。
经过朝堂的激烈争论,普遍倾向于新福王朱由崧来当皇上,综合起来有入下理由:
一,朱由崧的老爹居长,符合“立长不立幼”的选拔原则;
二,朱由崧与朱由检系同辈继承,虽然是“弟终兄及”,但较“侄终叔及”的其他选手合理得多;
三,朱由崧逃难多年,几乎成了丐帮,与宫眷随行的其他藩王形成鲜明对比。
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眼看着可以张罗皇帝继位的事宜了。
然而,就在选嗣即将一锤定音之时,以遭革职的南京礼部侍郎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坚决反对朱由菘继位。
你想阻止朱由菘上位,就要拿出理由来,要拿出理由来,也应该拿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吧,结果,搜肠刮肚才找出不贤的理由。
真TMD瞎扯,这四位人选哪一个能称得上“贤”?
但是,你别管人家理由充不充足,反正事情被他们搅黄了。
该怎么办呢?众臣的目光都投向了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史可法。
史可法没有料到就要成的事实,被东林党一句话给搅黄了,这让他陷入了两难境地。
册立福王朱由菘,无论是伦理上还是法理上都足以服众,偏偏势力庞大的东林党不同意。册立潞王朱常淓,东林党满意了,但“舍亲立疏”的做法难以服众。
朱由崧、朱常淓谁贤谁不肖,史可法搞不清楚,但他预感到,不赶紧确立一个皇上,这样下去,必将导致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
东林党为什么坚决反对朱由菘做皇帝?那是因为东林党与老福王朱常洵有过节。
老福王朱常洵生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正月初五,其老爹为明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其母为郑贵妃。郑贵妃恃宠,朱常洵也深得万历的宠爱,欲立其为太子。
东林党为了阻止朱常洵继承大统,可以说是不惜血本,与万历皇帝、郑贵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国本之争”。万历皇帝朱翊钧为此处置了三百多名官员,近一半遭罢免乃至流放。朱翊钧甚至以“怠政”进行抗议,但还是无济于事。东林党矢志不渝,凭借慷慨赴难的勇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是一场长达十五年的拉锯战,朱翊钧最终还是屈服了,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册封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同时被册封为福王。
山水轮流转,朱常洵虽然死了,但新福王朱由崧是否会秋后算账,东林党人心里没底。与其拿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冒险,不如索性将福王父子得罪到底。
到达武昌的第二天,高峻山就单独召见了他的崇文弟子田正春。田正春是通事局在湖广的行动处主任,是通事局的三号人物,主管南明情报工作。
通事局在金陵有卧底,金陵的高弘图、姜曰广就是刘理顺发展的通事局成员。
高弘图目前在南明官至户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加太傅;姜曰广目前在南明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兼掌金陵翰林院事。
所以,湖广通事局行动处对南明的内部信息了解得非常透彻,田正春把南明的发展动向向高峻山做了详尽的汇报:
自明成祖朱棣迁都京城以来,明朝一直实行“两京”制度,金陵设为陪都。金陵和京师一样,设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官员的级别也和京师相同。京城所在府为顺天府,金陵所在府为应天府,合称二京府。
在这种两京制度下,金陵的官员虽然有着和京师官员一样的级别,但却大多是挂名的闲职,有职位没权力。金陵各部官员,往往是朝廷官场斗争中的失意者,虽然调到金陵之后权力不再,但倒也不失为养老的一种方式。
这样的局面,终于被高峻山打破,从京城告破之日起,金陵官员们的悠闲日子终于到头了。原本不被重视的金陵,开始成为新的政治中心。
金陵的各部官员大多是没有权力的,但也有几个例外,金陵参赞机务兵部尚书、金陵守备太监和提督金陵军务勋臣这三个涉及金陵防务的官职,是握有实权的。
而此时金陵的兵部尚书就是那位二次被高峻山打败的史可法。他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四月初一,在金陵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并积极打算北上勤王。看来他已经忘记两次败北的教训了。
史可法何许人也?
他是河南祥符人,崇祯元年的进士,师从东林党人左光斗,历任西安府推官、户部郎中,崇祯八年随兵部侍郎卢象生率军平贼,两年后升任都御史,崇祯十四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任金陵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算得上是一个步步高升,官运亨通的人物。
四月初七,他率南方军队准备再次与驻守湖广的曹文诏一战,决心值此“宗社危情”之际,收复湖广,救国于倾颓之间。
然而,第二天,史可法的自信心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得到确切的消息,朱由检已经归西了。
这下金陵朝廷可就乱了套,史可法更不可能再去实现他的什么救国于倾颓之间了。
不过,金陵混乱的局面很快就得到了控制,文臣迅速统一了行动方向,他们已经意识到当务之急不是北上“勤王”,而是选新皇帝。
由于朱由检的太子、儿子都落在了义军手里,不知生死,他们知道,等太子南下监国那是遥遥无期。
而当下有资格做皇帝的有四人可供金陵的文臣们选择,他们是:
新福王朱由崧,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兄,其父亲——老福王朱常洵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第三子,李自成攻陷洛阳的时候,将三百六十多斤重的福王伴着几只鹿子一起给煮了,名曰“福禄宴”。朱常洵死后,侥幸从洛阳逃脱的朱由崧袭封福王。
惠王朱常润,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第六子,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六叔。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封王,但一直到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才就藩荆州,但是被高峻山的义军穷追猛打,被追得东躲西藏,最终终于看破红尘,皈依佛门。虽然依旧四处跑路,但终日礼佛参禅,不问世事。
桂王朱常瀛,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第七子,惠王朱常润的同母兄弟,崇祯皇帝朱由检的七叔。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就藩衡州,被高峻山撵到广西避难。
潞王朱常淓,潞简王朱翊镠的第三子,隆庆皇帝朱载垕之孙,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叔。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袭封潞王,在音律、绘画、棋艺等方面造诣颇深。
经过朝堂的激烈争论,普遍倾向于新福王朱由崧来当皇上,综合起来有入下理由:
一,朱由崧的老爹居长,符合“立长不立幼”的选拔原则;
二,朱由崧与朱由检系同辈继承,虽然是“弟终兄及”,但较“侄终叔及”的其他选手合理得多;
三,朱由崧逃难多年,几乎成了丐帮,与宫眷随行的其他藩王形成鲜明对比。
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眼看着可以张罗皇帝继位的事宜了。
然而,就在选嗣即将一锤定音之时,以遭革职的南京礼部侍郎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坚决反对朱由菘继位。
你想阻止朱由菘上位,就要拿出理由来,要拿出理由来,也应该拿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吧,结果,搜肠刮肚才找出不贤的理由。
真TMD瞎扯,这四位人选哪一个能称得上“贤”?
但是,你别管人家理由充不充足,反正事情被他们搅黄了。
该怎么办呢?众臣的目光都投向了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史可法。
史可法没有料到就要成的事实,被东林党一句话给搅黄了,这让他陷入了两难境地。
册立福王朱由菘,无论是伦理上还是法理上都足以服众,偏偏势力庞大的东林党不同意。册立潞王朱常淓,东林党满意了,但“舍亲立疏”的做法难以服众。
朱由崧、朱常淓谁贤谁不肖,史可法搞不清楚,但他预感到,不赶紧确立一个皇上,这样下去,必将导致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
东林党为什么坚决反对朱由菘做皇帝?那是因为东林党与老福王朱常洵有过节。
老福王朱常洵生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正月初五,其老爹为明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其母为郑贵妃。郑贵妃恃宠,朱常洵也深得万历的宠爱,欲立其为太子。
东林党为了阻止朱常洵继承大统,可以说是不惜血本,与万历皇帝、郑贵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国本之争”。万历皇帝朱翊钧为此处置了三百多名官员,近一半遭罢免乃至流放。朱翊钧甚至以“怠政”进行抗议,但还是无济于事。东林党矢志不渝,凭借慷慨赴难的勇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是一场长达十五年的拉锯战,朱翊钧最终还是屈服了,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册封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同时被册封为福王。
山水轮流转,朱常洵虽然死了,但新福王朱由崧是否会秋后算账,东林党人心里没底。与其拿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冒险,不如索性将福王父子得罪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