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正德的一篇不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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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正德
早上几年，如果问我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位帝王，我的回答大概不会离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范畴太远。如今我早已明白，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都有比写在纸上刻在石头上的丰功伟绩远为重要的东西。因此，我的答案也换成了明武宗正德皇帝。不过，选择背后是复杂的心境——我想的并不是成为历史上的正德，玩一把穿越式的角色扮演；更多的，还是作为旁观者的、对这位浪漫皇帝的深深同情。
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即位的年龄很小，虽然《史记》之后正史的逐渐堕落，已经使“性聪颖”之类的评语泛滥于几乎每一篇帝王本纪。不过，正德的聪明，可以从当时许多其他的记述、特别是朝中大臣的笔记中，得以旁证。另外，记述中正德的“清秀隽朗”，也完全可以从保存至今的明代帝王画像中得以验证。当然，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隋炀帝笔法，聪明和漂亮，这些并不为中国传统所重视的优点，无非是为了正文部分的大加鞭笞做些铺垫罢了
相信好多同龄人都和我一样吧，早期的历史知识，大多来自于当年那套上中下三本的《上下五千年》。这是极好的书。然而，历史书本身往往最易囿于历史局限，譬如关于正德的那一篇。在描述中，正德从小养尊处优，不懂得勤政爱民，更不知道居安思危，耽于游乐，以国事为儿戏，先宠信宦官刘瑾、后倚重武人江彬，行事荒唐不经，弄得朝政乌烟瘴气，对股肱良臣的忠言直谏不理不问。这些描述，基本上代表了自当时已降一以贯之对正德皇帝的官方性批判立场；加上对传统剧目《游龙戏凤》的曲解，给正德扣上的“荒淫”帽子，还有我家附近的“豹房”地名，一幅活脱脱荒唐皇帝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可是，正德到底有多荒唐呢？
就拿他的拒谏罪名说起吧，我们得先看看那些“忠言直谏”到底是什么东东。且说正德十六岁即位，少年天子难免有些贪玩，于是，各地的进谏奏章便如雪片一样飞来，作为文官集团领袖的大学士刘健等人，将这些意见加以整理，弄出了一个精装典藏版，以国家兴亡在此一系的郑重态度慎重地呈交给正德皇帝。而这个精装典藏版主要列举了五大罪状：
一、皇帝单骑出宫，不带随从；
二、皇帝在宫内乱转；
三、皇帝去北海划船；
四、皇帝喜欢打猎；
五、皇帝乱吃零食。
在这篇现代人看了难免哑然失笑的五大罪状面前，可怜的正德皇帝俯首认罪，收敛了好一阵子。天性好动的正德毕竟不甘如此，可稍有游猎之举，文官集团马上强势反弹，很快，老臣杨守随上书苦谏道：“我听说皇上去西郊打猎、南城登高、还在宫中练兵，这都不是天子应该做的。”
且不论禁中演兵的汉武唐宗和年年围猎的清朝诸帝，足以反驳诸忠臣良弼扣上的“打猎罪”罪名，总体上看这些谏言，已足以反映当时文官集团对皇帝的限制与约束已到了何等厉害的地步——须知正德并不用等待亲政，他们也不是手握先帝遗诏的顾命大臣。而由此管窥，正可见明朝中期以后政治生态的精髓。
中学历史书上的皮毛式描述，容易使人对明朝的皇帝集权产生简单化的印象。事实上，废除丞相，尽揽权柄的盛况，只发生在洪武永乐两朝。自洪熙宣德以后，权力的天平开始再度向以内阁和六部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倾斜。这与皇帝的贤愚勤怠无关，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文化典章高度发达的汉族王朝，在局面完全稳定之后的必然倾向。更何况，明朝皇帝们所面临的文官集团，他们接收了已臻于极盛的程朱理学长期教育和通过标准化的八股作文考试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奉若神明，其虔诚性和狂热性只有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可以比拟，对于与皇帝作对更是有着无比高涨的勇敢气概与牺牲精神，更何况朝野的主流舆论一直都牢牢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在皇权的面前可能都是相对孱弱的，一根大棒就可以轻易打倒，但这个团结的整体几乎不可战胜。面对这群毫不留情夺过权力，甚至对自己的私人生活指手画脚，同时又身为帝国建筑中所不能代替之中流砥柱的文官们，明朝皇帝的苦闷与无奈可想而知。
初读明史的人很容易被吓着，一会儿是廷杖厂卫，血肉横飞，一会儿是宦官专权，残害忠良；这些固然都是血淋淋的历史，可究其根源，廷杖也好，厂卫也好，宦官也好，在皇帝的权力和自由被文官集团侵蚀得几近窒息之后，它们已经成了皇帝唯一可以拿来用用，做一把抗争的手段。仔细品读，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印象中朝政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年代，如皇帝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后期，还是与本文主人公大有干系的、刘瑾弄权的正德初年，这一庞大帝国的各项事务仍在有条不紊运转之中。这是因为明帝国真正的权柄，从未被万历所荒废，也从未被刘瑾所攫取，它们在绝大多数的年代里仍牢牢操持在文官集团的手中。
事实上，即便是采取了如此极端手段，皇帝们的抗争，最后却依然一次次地以失败告终。如本来极富雄才大略潜质的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中，虽然通过连绵数年不绝的大棒打倒了一百八十余名大小臣工，给自己的藩王生父加上了皇帝之号，后来却还是免不了被文官集团逼入深宫炼丹修道的命运。再如万历皇帝，在“争国本”中，无非是想换掉身体不好的长子，改立钟爱的幼子，在挥舞了大棒之后，却依然在视礼法高于生命前赴后继进谏的文官集团面前承认了失败。至于后来十几年不上朝的罢工举动，也很难说没有由此次挫败而生的心灰意冷。
相比之下，清朝的皇帝则大可不必顾虑臣下的感受。康熙立储时，如走马灯一般更换内定人选，宫廷斗争激烈到白热化地步，可朝堂之上哪位大臣敢对此斗胆说一个字？——直纷纷作立仗马耳。真不知道到底是骄傲的文官集团已在大清的入关铁蹄面前土崩瓦解，还是因为康熙大帝掌握了比廷杖厂卫更加厉害的秘密武器。
明清比较本是个已被说烂的话题，我无意为之，只希望在考虑到历史背景特别是政治生态的情况下，给缺乏“清宫剧”粉饰的明朝皇帝们以更加公允的评价与认识。平心而论，与勤政不懈的大清诸帝相比，常常蒙受指责的明朝皇帝反倒还要难做的多。如果对权力天生淡漠，或者在与文官集团的斗争中承认失败拱手退让，便是懈怠慵懒；如果是不甘服输奋力抗争，想更多地表达一些自己的自由意志，那么不是暴虐，便多半是荒唐了。不过，现在也已经有好些学者认识到，即便支撑文官集团的精神力量是陈腐不堪的，这样君权趋于虚悬的政治结构未必对国家与民生不利，而且这明显比大清康乾盛世的万马齐喑更近似于现代，也蕴涵了更多发展进化的可能。——反过来看，无论是历史课本还是明史，其间的简单化评价都是不可迷信的，按那样的调子，如今天天忙于参加庆典活动的英国女王，不知该有多昏馈；将来要领受一个“英幽王”之类的妙谥，那简直是一定的。
再说我们可怜的正德皇帝，天性浪漫而不喜欢受拘束的他，无非也是在这种窒息的状态下抗争罢了。于嘉靖和万历不同的是，他的抗争与其说是为了权柄，倒不如说是为了维护更多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而且他的抗争手段比起单纯挥舞忒没技术含量的血腥大棒要有创意多了。只可惜在那个理学昌明的时代，正统历史对想象力的容忍程度极度逼仄。也许，这便是这样一位浪漫皇帝，顶上荒唐骂名的根本原因了。
既然在宫内乱转都能成为一大罪状，正德皇帝首先想到：如果老子搬出宫去，不就可以堵住那帮迂腐老臣的嘴巴了么？于是，正德二年，他搬出紫禁城另起大宅，名叫“豹房”。关于豹房有种种传说，民间更直言之“黑老婆窝”。不过，摒弃这种司空见惯的性猜测，“豹房”的字面意思首先是养豹子的地方。如此大宅，又是为了寻欢作乐，MM自然是少不了的，但豹房的主体也并非MM，而是武宗从全国各地区召集来的乐师、军官、道士、番僧等等，甚至包括一名葡萄牙人叫做火者亚三。通晓音乐的正德皇帝还在这里亲自创作了由多种乐器合奏的《杀边乐》。当然，不管豹房里的MM到底有多少，究竟来自何方，正德皇帝在豹房的种种生活，是难以回避声色犬马这顶大帽了。
“豹房”之外，还有养老虎的虎坊，具体就在如今北京南城的虎坊桥一带。从小对骑射弓马军事武术等一干对承平帝王而言纯属无益之事甚有兴趣的正德，有一种爱好是亲自和老虎搏斗，有一次甚至被虎抓伤休养了一个月才好。这自然是轻率之举，不过，除了他自己的小孩子脾气和憨大胆之外，倒也能反映出正德的生活是何等无聊。难道教他念念四书五经去考个状元不成？
与这些还需要在宫外躲躲藏藏的娱乐活动相比，正德皇帝最大的雅兴——在宫廷里搞的军事演习，倒是在群臣的枪林弹雨中一直坚持了下来。他也不弄大棒当场打人，也不派厂卫背后暗算，只是一次次地在大臣的道学面孔前唯唯诺诺，又一次次退朝之后依然故我，算是把“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八字决发挥到了极致。此刻的正德说是像昏君，倒不如说像一个一次次被老师抓上讲台的“检讨**”。
在其宠信的边防军官江彬的支持下，正德皇帝在宫廷里操练的士兵最多达到了万人以上，他经常穿着盔甲亲自带士兵们操练，呼喊声和炮声在紫禁城九门外面都能听到。对文官集团来说，这已是极大的荒唐了，而更可怕的是在练兵中慢慢有了些心得的皇帝，开始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御驾亲征的兴头来。这还了得！大家慌忙祭出本朝定例祖宗成法的尚方宝剑来；只是不知当年马上江山的洪武，戎事半生的永乐，少年随征的宣德，在大小臣工眼中究竟算不算得祖宗？——大概只是土木堡综合症仍未痊愈吧!
期待亲征机会的正德毕竟不会做自启边衅的大蠢事，而机会也真被他等来了。正德十二年。蒙古达延汗率领五万骑兵入侵山西方面，正德皇帝御驾亲征的申请自然被文官集团驳回。就在此时，正德做出了一个在当时来看完全超出了大家想象力的创意：既然身为帝王无法亲征，那我自己封自己一个官儿，再派这个官儿去，总该可以了吧……反正您几位争来争去，不就争的一个名义么？于是，在朝堂上下的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中，正德任命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然后自己命令自己领兵上战场杀敌，终于得遂所愿离开了鸟笼一样的北京城。
即便这样，正德皇帝的亲征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守居庸关的御史张钦不让他出关。他只好等了几天，等张钦出巡时才敢微服出关。心有余悸的皇帝出关之后立刻命令边防军堵住关口，不许让任何文官出关相随。这场战争持续了四个月，本身的过程倒是酣畅淋漓许多。十月，蒙古军五万余人出现在如今以木塔闻名的山西应县一带，正德皇帝随即亲自布置方略决战，同时命令户部拿出一百万两白银准备赏赐立功将士，户部却和皇帝讨价还价，最后只同意拿出五十万两。大概早已被文官集团弄得没有脾气的皇帝没有计较太多，马上披挂上阵，亲自率领一军从阳和出发援救出当时一度陷入被分割包围状态的明军主力。当晚，他与普通将士一起在应州城外临时建的军营里过夜。第二天蒙古主力又来，双方大小百余战，战况十分激烈，武宗在前线的战车曾险些被包围。两军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在始终保持着高昂士气的明军，骄横的蒙古骑兵自度难以取胜，主动撤离了战场
这次作战被称为“应州大捷”，称得上这位寿命不长的浪漫皇帝，人生之中的一个**了。不过，令人迷惑的是，《明史》正式记载的战绩却仅仅是斩首十六级，而明军自身的损失却是亡五十二人、伤五百六十三人。就算这两拨人是赤手空拳的群殴，好歹也是几万人打了好几天阿……这折损也实在太过轻微了。更难相信两天激战下来十六人的损失就足以吓退五万蒙古主力；有人猜测大概正德不屑于按照所谓的征伐之礼，拎着一大串人头耀武扬威地回到北京；更有人相信是感觉受到了愚弄的文官集团，坚决不承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胜利与功绩，因为当时就已经发生了翰林院全体官员拒绝向他祝贺的事件。至于历史的真相，大概我们都已经永远失去了了解的机会。
只是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无论官方还是私人记述都明确承认，在正德一朝剩下的时间里，蒙古的铁蹄再也未曾大规模踏入明帝国的疆土。
出巡江南，是这位浪漫皇帝一生之中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壮举。在那个资讯已经比较发达的时代，锦绣江南的风物，对于正德皇帝的吸引力由来已久；可是，他刚一提出，马上又是朝野汹汹，大有由此以往国将不国之势。看来，与亲征的情况相似，他仍然需要机会。这一次的机会居然是正德十四年的宁王叛乱，于是，正德皇帝再次披挂上阵挥师南征。此刻他的微妙心境，恐怕最厉害的演技派性格演员，都难以忠实再现吧。
可惜，宁王朱震濠的武功实在是过于不济了，仅仅在御驾出京数日之后就被大理学家王阳明所擒。接到加急报捷密电的正德皇帝，顿时陷入江南之行即将告吹的尴尬境地。估计当时的他，连早知如此该想当初白送十万士兵给宁王的心都有了，一面肯定还会大骂古今中外所有死了活着的理学家：怎么都跟老子有仇哇！不过，可爱的正德毕竟天资聪颖，很快又是一个惊世骇俗的高级创意——封锁消息，继续进兵，终于在“御驾亲征”的名义下，在江南玩闹了一年，而且最后还排演出一幕超级大剧来做为这一赫赫武功的光辉结局——将宁王朱震濠释放，然后亲自再次将他擒获，在南京堂而皇之地行礼受贺。这自然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任性之举。不过，文官集团能把想下江南的皇帝逼成这个样子，而想下江南的皇帝在高压面前还能想出如此高招，两者都算千古难遇的狠角色了。不知九泉之下，正德遇见六下江南、潇洒自在、大小臣子还争相随行趋之若骛唯恐不及的乾隆皇帝，不知又将做何感想？
说到这里，我不禁觉得，正德与乾隆这两位同属朝代中期守成之君的比较，也是蛮有趣味的。其实这样的比较也已经有不少人做过了，概括一下，有意思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国家安定程度和民生
正德：爆发刘六、刘七领导的中等规模农民起义，迅速被讨平。
乾隆：爆发蔓延九省的白莲教大起义，嘉庆年间才平定。
二、武功：
正德：亲征达延汗获胜，安化王、宁王两个叛乱宗室均被派出的能臣秒杀。
乾隆：无亲征记录，所谓“十全武功”，除了平定准部、回部可圈可点外，其他都拿不出手，更何况还有对准部恼羞成怒的灭族政策。
三、国势发展
正德：稳中有升，明中后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封建社会中一个不应忽视的高峰。
乾隆：趋向没落，晚期已是积重难返。
四、MM/娱乐
两人均十分嗜好，不分伯仲，均留下大量优美典故。
五、宠佞
正德：前为刘瑾，五年手诛，后为江彬，实际危害微弱。
乾隆：和砷，把持朝政几二十年，天下岁入半入其手，仗势横行直到乾隆驾崩。
六、奇怪嗜好
正德：给自己封官，有被迫无奈的因素。
乾隆：在各旅游景点乱题低劣诗作，在尺余古画上盖八尺御章，惜乎古代无城管与文物保护部门。
七、下江南
正德：一次，遮遮掩掩，群臣同仇敌忾，口诛笔伐。
乾隆：六次，大摇大摆挥霍无度，群臣歌功颂德，趋之若骛。
八、性格
正德：平易近人，浪漫有情，以《戏说乾路为代表的乾隆电视剧，更多地应
该是正德的影子，应该让人想起秋官。
乾隆：《书剑恩仇录》里的形象，咋咋呼呼的张铁林，拿捏作势，烦。
……
当然，这样的比较很难做到所谓的科学客观公允，而具体的评述难免又会扯回明清比较这个月经话题上来。正德骑马射箭，在汉人眼中都是极大的罪过，而后来的满清，王子不懂骑射简直不可想象.不过，我觉得上述种种至少足够反映出一个问题，这也是所有作过这一比较的人最后必然想到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两个人，凭什么一个成了盛世明君，另一个却成了无道昏君——难道这也搞照顾少数民族么？
其实，除了上面常常被提到的几点之外，在比较正德和乾隆的时候，还有一个方面是绝对不应该忽略的，那就是文化氛围。所谓大清盛世，从乾隆六年到乾隆五十三年，大兴**达五十三起，遍及全国各地，天下士子人人自危，可谓将康熙、雍正的光荣传统发扬的淋漓尽致；更不用说以修撰《四库全书》为名义的、人类发展史上迄当时为止最为波澜壮阔的打击非法出版物行动了。反观正德时代，昏君之治下，却是一派宽容平和百家争艳的景象，也许是道学先生们的火力已经集中招呼到皇帝身上去了的缘故——这也正是江南文化臻于极盛、四大才子粉墨登场的年代。只是，不知道唐伯虎在苏州城外悠然吟诵桃花曲的时候，他是否能够感应，千里之外的北京，有一个可能浪漫情怀并不逊色于他的年轻人，正在郁闷地遥望江南呢。
即便按照最为严厉的正史标准，客观上看，正德皇帝的形象，也并非文官手中笔杆所描述的整体印象那般不堪。即便在亲征蒙古达延汗，离开京城的那四个月里，他也不忘记明令北京官员们把应该递交的公文交给专使，由专使送到行营由自己随时处理。虽然此刻正是杨廷和内阁精干高效运转的时代，正德皇帝的主要行政权力，可能仅仅只余下对于内阁已经票拟的旨意加以确认的“朱批权”，而且朱批发布的旨意也随时存在被臣下驳回的可能；但这位贪玩好动的皇帝，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却十分积极，老老实实地接受了作为庞大国家机器内部一颗螺丝钉的命运——尽管这是比较大只、也比较亮的一颗。
至于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的总体评价究竟应当如何做，有段话说的甚好，请恕我基本照抄一遍：
明武宗一生，贪杯、尚兵、潇洒，所行之事多浪漫不经，为后人所误解；同时武宗又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定安化王、宁王之叛，应州大败蒙古小王子（即达延汗），精通佛学，会梵文，还能礼贤下士，亲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于艺妓。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一个不同的明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明武宗。
上面一段话，结尾确是妙笔，不过，就我个人来说，透过层层迷雾包裹的历史，看清一个完整的正德，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或者，云山雾罩间偶尔露出的半缕真容，就足以拨动观者的心弦，哪怕那只是一件入不得本纪的小事。
有一次，紫禁城里呆腻味的正德，溜到某个大臣家去蹭饭，大臣惶恐之际一阵慌乱，竟忘记在他面前放上一双筷子……这可是十恶不赦的大不敬之罪，发现问题时所有人都吓得要死，正德却浑如没看见一般。
另有一次，正德皇帝的奶奶挂了，群臣按照礼制露天祭拜。那一天正好下了大雨，正德看见大家跪在水中，大概是担心他们得关节炎的缘故，一时于心不忍，便说，罢了罢了，反正是我自己的奶奶，你们都起来回家就OK了。满怀哀思一心助皇上悲的大小臣工，却无人领情。事后，状元舒芬领衔上书，直接攻击正德此举不孝。对于这件事，我们在读出正德的人情味之外，也足以推断出当时正德对这帮道学先生的厌恶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笔杆子里面出历史。
得罪了笔杆子集团的正德皇帝，注定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光辉形象了。值得一题的是，在文官集团的口诛笔伐之外，民间社会对正德皇帝的态度反而宽容许多。除了各地散落的传说故事之外，描述正德调戏民女李凤姐这一封建统治者滔天罪行的传统剧目《游龙戏凤》，在遭到正统意识形态的窜改与曲解之前，本是一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而现代就更是这样了，既有《天下无双》这样的无厘头电影，也有间或出现的戏说电视剧——大概正德皇帝浪漫而有情的个性，本身就蕴含着与现代社会审美观接轨的丰富潜能。有趣的是，一向被诟病为对于传播错误历史知识居功至伟的戏说类影视剧，这一次却出现了比正统历史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可能性。
不可忽略的历史情节，还包括他同样极富戏剧性的驾崩。在今天江苏淮阴附近的清江浦，正德皇帝看到江上捕鱼人的动作十分飘逸灵动，便有了模仿秀的念头。于是他换上渔业生产用服装，驱舟撒网，本来玩得十分HAPPY，竟一不小心落入水中；虽被救起却已落下病根，不久之后便驾鹤西去。一生不甘于受制于礼法的正德，终于以一种极度不合礼法的方式死去，恍如最后一个天马行空的创意。大概也只有这一次的越礼，正德不用再烦恼于耳畔挥之难去的嗡嗡声。
帝王要死，本来选择余地是十分宽泛的，或病笃于龙床，或中毒于深宫，或被箭于阵中，或自缢于白绫，或自然或恐怖，或壮烈或凄惨；可没有一种比扮渔民落水而死，更不相称于帝王身份的死法了。仔细想一想，这当然是一次非正常的事故性死亡，可这不也正是对一个渔民、一个普通人来讲，十分普通的结局吗？事实上，对生于帝王家的孩子而言，种种令宫中府中匪夷所思的创意，所为的，无非是和普通人一样罢了。
对于正德皇帝，这个天性浪漫而有情的年轻人，我深深地报以同情。这不同于《明史·武宗本纪》末尾处“假使承孝宗之遗泽，制节谨度，有中主之操，则国泰而名完”式的惋惜，那是一种已经在泱泱大国衣冠典籍中修炼到了极致的假大空。
这种同情，甚至不同与包括我在内许多人的，读史掩卷之时对绝代词人李后主、天才画家宋徽宗、资深工程师元顺帝、高明木匠明熹宗这一类帝王的同情；虽然正德皇帝与他们一样，同样当得起一句错入帝王家的感叹。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历史上毕竟还是留下了自己的作品或者相关的记录，足以供后来者扼腕叹息；正德则不同。如果不做皇帝，我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或是该做什么；其实，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不仅浪漫有情，而且聪明任性，正如你我。
除了曹操等极少数奇人之外，专业词人、画家、工程师、木匠的理想，是很难与一个好皇帝的职责兼容的，但它们至少可以成为一个不那么高明皇帝的业余爱好。可一个普通人的想法、意趣和行事方式，可能和皇帝的角色有哪怕丝毫的通融余地吗？这至少是非常艰难的，这也正是我把更多同情留给正德皇帝的原因。值得感叹的是，在如此命运面前，正德皇帝却以他与生俱来的浪漫天分，帮我们在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感受到了与悲剧气氛深刻的李煜传赵佶传等等所不同的，一丝可掬可捧的喜剧气质。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帝王将相、忠臣烈女、奸佞小人、草莽豪侠，可这形形色色的人等，大多却或主动或被动地套上了面具，描上了脸谱。一幕幕活剧虽然精彩纷呈，却难免让我觉得遥远而虚空。反而是虽然也被套上面具、但常常会自己设法扔掉的正德皇帝，在永恒流淌的历史长河中，露出了一张清晰而可亲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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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但是他一辈子都这样以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生活着。他的一生都在谋求抗争，可惜的是虽然他拥有天下最高的皇权，依然改变不了自己生命的轨迹。他的故事，是由好多喜剧组成的一个大悲剧，不论是对他，还是对这个庞大的帝国。
他的庙号为武宗，这很符合他，因为他很好武，他是真正从内心底把自己看做武人的，虽然这个身份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卑微的。他的年号叫正德，这更像是讽刺他，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他全身上下似乎找不出一点能看到的“正”的德行。
他常常被人冠以“荒唐”，“病态”这些贬义的词眼，但是他的性格却最像我们现实中的普通人，一个调皮的孩子，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青年人，一个对身边人无比随和的公子，一个对繁文缛节不以为意的客人，一个会体谅下属在雨水中跪地辛苦的上司，一个不忘在祈福时候加上爱妻名字的丈夫，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有着极大兴趣的聪明学生，一个可以和你挤坐一辆破车的朋友。然而悲剧正是在于，这上面的诸多身份里，唯一没有他最正式的身份，一个皇帝，并且应该是恪守传统道德的皇帝。
明代的大臣们一直把皇帝作为一个神话的偶像来塑造，他们要给万民描绘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可以无限时间工作，没有个人感情，没有脾气，可以英明的分辨出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可以从诸多的奏折里聪慧的挑选最正确的那一个的皇帝，当然，这种人根本不存在，明朝的皇帝里最接近这个标准的只有孝宗皇帝，有趣的是，最远离这个标准的正是孝宗皇帝的儿子，这个最类似常人的朱厚照。
他用自己超乎一般人的勇气在执着的与他的臣子进行对抗，并想尽一切办法来戏弄这些看似外表端正正经的道学家。他不想再像他的父亲一样，郁闷的活一生，他要活的快乐，要活的精彩，实际上他几乎做到了，虽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很多年的骂名，但是性格如朱厚照这样的人，也许根本就不在乎你对他说什么。昏君也好，明君也好，于他的生活根本无关，甚至在他的心目中，说他的是明君反而是对他的一种侮辱。他的所谓罪名，在一个农耕已进入僵化状态的大帝国是不可想象的疯狂，或许，如果他是一位可汗，评论会有所不同吧.
那是一个精彩的时代，从最高的皇帝，到读书的士人，都呈现出一种叛逆传统道德的倾向，“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句诗既可以形容唐寅，也可以形容朱厚照，以及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人们，而王守仁心学的创立，更是在守护传统的大明王朝的夜空里燃起的一朵绚丽的烟花，从此开始，一个国家伟大的转型时代开始了。
当然，朱厚照根本不会关心这些的，在他临死前，我想他思考的问题应该是：下辈子，我还能做普通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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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正德
早上几年，如果问我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位帝王，我的回答大概不会离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范畴太远。如今我早已明白，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都有比写在纸上刻在石头上的丰功伟绩远为重要的东西。因此，我的答案也换成了明武宗正德皇帝。不过，选择背后是复杂的心境——我想的并不是成为历史上的正德，玩一把穿越式的角色扮演；更多的，还是作为旁观者的、对这位浪漫皇帝的深深同情。
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即位的年龄很小，虽然《史记》之后正史的逐渐堕落，已经使“性聪颖”之类的评语泛滥于几乎每一篇帝王本纪。不过，正德的聪明，可以从当时许多其他的记述、特别是朝中大臣的笔记中，得以旁证。另外，记述中正德的“清秀隽朗”，也完全可以从保存至今的明代帝王画像中得以验证。当然，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隋炀帝笔法，聪明和漂亮，这些并不为中国传统所重视的优点，无非是为了正文部分的大加鞭笞做些铺垫罢了
相信好多同龄人都和我一样吧，早期的历史知识，大多来自于当年那套上中下三本的《上下五千年》。这是极好的书。然而，历史书本身往往最易囿于历史局限，譬如关于正德的那一篇。在描述中，正德从小养尊处优，不懂得勤政爱民，更不知道居安思危，耽于游乐，以国事为儿戏，先宠信宦官刘瑾、后倚重武人江彬，行事荒唐不经，弄得朝政乌烟瘴气，对股肱良臣的忠言直谏不理不问。这些描述，基本上代表了自当时已降一以贯之对正德皇帝的官方性批判立场；加上对传统剧目《游龙戏凤》的曲解，给正德扣上的“荒淫”帽子，还有我家附近的“豹房”地名，一幅活脱脱荒唐皇帝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可是，正德到底有多荒唐呢？
就拿他的拒谏罪名说起吧，我们得先看看那些“忠言直谏”到底是什么东东。且说正德十六岁即位，少年天子难免有些贪玩，于是，各地的进谏奏章便如雪片一样飞来，作为文官集团领袖的大学士刘健等人，将这些意见加以整理，弄出了一个精装典藏版，以国家兴亡在此一系的郑重态度慎重地呈交给正德皇帝。而这个精装典藏版主要列举了五大罪状：
一、皇帝单骑出宫，不带随从；
二、皇帝在宫内乱转；
三、皇帝去北海划船；
四、皇帝喜欢打猎；
五、皇帝乱吃零食。
在这篇现代人看了难免哑然失笑的五大罪状面前，可怜的正德皇帝俯首认罪，收敛了好一阵子。天性好动的正德毕竟不甘如此，可稍有游猎之举，文官集团马上强势反弹，很快，老臣杨守随上书苦谏道：“我听说皇上去西郊打猎、南城登高、还在宫中练兵，这都不是天子应该做的。”
且不论禁中演兵的汉武唐宗和年年围猎的清朝诸帝，足以反驳诸忠臣良弼扣上的“打猎罪”罪名，总体上看这些谏言，已足以反映当时文官集团对皇帝的限制与约束已到了何等厉害的地步——须知正德并不用等待亲政，他们也不是手握先帝遗诏的顾命大臣。而由此管窥，正可见明朝中期以后政治生态的精髓。
中学历史书上的皮毛式描述，容易使人对明朝的皇帝集权产生简单化的印象。事实上，废除丞相，尽揽权柄的盛况，只发生在洪武永乐两朝。自洪熙宣德以后，权力的天平开始再度向以内阁和六部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倾斜。这与皇帝的贤愚勤怠无关，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文化典章高度发达的汉族王朝，在局面完全稳定之后的必然倾向。更何况，明朝皇帝们所面临的文官集团，他们接收了已臻于极盛的程朱理学长期教育和通过标准化的八股作文考试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奉若神明，其虔诚性和狂热性只有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可以比拟，对于与皇帝作对更是有着无比高涨的勇敢气概与牺牲精神，更何况朝野的主流舆论一直都牢牢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在皇权的面前可能都是相对孱弱的，一根大棒就可以轻易打倒，但这个团结的整体几乎不可战胜。面对这群毫不留情夺过权力，甚至对自己的私人生活指手画脚，同时又身为帝国建筑中所不能代替之中流砥柱的文官们，明朝皇帝的苦闷与无奈可想而知。
初读明史的人很容易被吓着，一会儿是廷杖厂卫，血肉横飞，一会儿是宦官专权，残害忠良；这些固然都是血淋淋的历史，可究其根源，廷杖也好，厂卫也好，宦官也好，在皇帝的权力和自由被文官集团侵蚀得几近窒息之后，它们已经成了皇帝唯一可以拿来用用，做一把抗争的手段。仔细品读，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印象中朝政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年代，如皇帝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后期，还是与本文主人公大有干系的、刘瑾弄权的正德初年，这一庞大帝国的各项事务仍在有条不紊运转之中。这是因为明帝国真正的权柄，从未被万历所荒废，也从未被刘瑾所攫取，它们在绝大多数的年代里仍牢牢操持在文官集团的手中。
事实上，即便是采取了如此极端手段，皇帝们的抗争，最后却依然一次次地以失败告终。如本来极富雄才大略潜质的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中，虽然通过连绵数年不绝的大棒打倒了一百八十余名大小臣工，给自己的藩王生父加上了皇帝之号，后来却还是免不了被文官集团逼入深宫炼丹修道的命运。再如万历皇帝，在“争国本”中，无非是想换掉身体不好的长子，改立钟爱的幼子，在挥舞了大棒之后，却依然在视礼法高于生命前赴后继进谏的文官集团面前承认了失败。至于后来十几年不上朝的罢工举动，也很难说没有由此次挫败而生的心灰意冷。
相比之下，清朝的皇帝则大可不必顾虑臣下的感受。康熙立储时，如走马灯一般更换内定人选，宫廷斗争激烈到白热化地步，可朝堂之上哪位大臣敢对此斗胆说一个字？——直纷纷作立仗马耳。真不知道到底是骄傲的文官集团已在大清的入关铁蹄面前土崩瓦解，还是因为康熙大帝掌握了比廷杖厂卫更加厉害的秘密武器。
明清比较本是个已被说烂的话题，我无意为之，只希望在考虑到历史背景特别是政治生态的情况下，给缺乏“清宫剧”粉饰的明朝皇帝们以更加公允的评价与认识。平心而论，与勤政不懈的大清诸帝相比，常常蒙受指责的明朝皇帝反倒还要难做的多。如果对权力天生淡漠，或者在与文官集团的斗争中承认失败拱手退让，便是懈怠慵懒；如果是不甘服输奋力抗争，想更多地表达一些自己的自由意志，那么不是暴虐，便多半是荒唐了。不过，现在也已经有好些学者认识到，即便支撑文官集团的精神力量是陈腐不堪的，这样君权趋于虚悬的政治结构未必对国家与民生不利，而且这明显比大清康乾盛世的万马齐喑更近似于现代，也蕴涵了更多发展进化的可能。——反过来看，无论是历史课本还是明史，其间的简单化评价都是不可迷信的，按那样的调子，如今天天忙于参加庆典活动的英国女王，不知该有多昏馈；将来要领受一个“英幽王”之类的妙谥，那简直是一定的。
再说我们可怜的正德皇帝，天性浪漫而不喜欢受拘束的他，无非也是在这种窒息的状态下抗争罢了。于嘉靖和万历不同的是，他的抗争与其说是为了权柄，倒不如说是为了维护更多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而且他的抗争手段比起单纯挥舞忒没技术含量的血腥大棒要有创意多了。只可惜在那个理学昌明的时代，正统历史对想象力的容忍程度极度逼仄。也许，这便是这样一位浪漫皇帝，顶上荒唐骂名的根本原因了。
既然在宫内乱转都能成为一大罪状，正德皇帝首先想到：如果老子搬出宫去，不就可以堵住那帮迂腐老臣的嘴巴了么？于是，正德二年，他搬出紫禁城另起大宅，名叫“豹房”。关于豹房有种种传说，民间更直言之“黑老婆窝”。不过，摒弃这种司空见惯的性猜测，“豹房”的字面意思首先是养豹子的地方。如此大宅，又是为了寻欢作乐，MM自然是少不了的，但豹房的主体也并非MM，而是武宗从全国各地区召集来的乐师、军官、道士、番僧等等，甚至包括一名葡萄牙人叫做火者亚三。通晓音乐的正德皇帝还在这里亲自创作了由多种乐器合奏的《杀边乐》。当然，不管豹房里的MM到底有多少，究竟来自何方，正德皇帝在豹房的种种生活，是难以回避声色犬马这顶大帽了。
“豹房”之外，还有养老虎的虎坊，具体就在如今北京南城的虎坊桥一带。从小对骑射弓马军事武术等一干对承平帝王而言纯属无益之事甚有兴趣的正德，有一种爱好是亲自和老虎搏斗，有一次甚至被虎抓伤休养了一个月才好。这自然是轻率之举，不过，除了他自己的小孩子脾气和憨大胆之外，倒也能反映出正德的生活是何等无聊。难道教他念念四书五经去考个状元不成？
与这些还需要在宫外躲躲藏藏的娱乐活动相比，正德皇帝最大的雅兴——在宫廷里搞的军事演习，倒是在群臣的枪林弹雨中一直坚持了下来。他也不弄大棒当场打人，也不派厂卫背后暗算，只是一次次地在大臣的道学面孔前唯唯诺诺，又一次次退朝之后依然故我，算是把“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八字决发挥到了极致。此刻的正德说是像昏君，倒不如说像一个一次次被老师抓上讲台的“检讨**”。
在其宠信的边防军官江彬的支持下，正德皇帝在宫廷里操练的士兵最多达到了万人以上，他经常穿着盔甲亲自带士兵们操练，呼喊声和炮声在紫禁城九门外面都能听到。对文官集团来说，这已是极大的荒唐了，而更可怕的是在练兵中慢慢有了些心得的皇帝，开始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御驾亲征的兴头来。这还了得！大家慌忙祭出本朝定例祖宗成法的尚方宝剑来；只是不知当年马上江山的洪武，戎事半生的永乐，少年随征的宣德，在大小臣工眼中究竟算不算得祖宗？——大概只是土木堡综合症仍未痊愈吧!
期待亲征机会的正德毕竟不会做自启边衅的大蠢事，而机会也真被他等来了。正德十二年。蒙古达延汗率领五万骑兵入侵山西方面，正德皇帝御驾亲征的申请自然被文官集团驳回。就在此时，正德做出了一个在当时来看完全超出了大家想象力的创意：既然身为帝王无法亲征，那我自己封自己一个官儿，再派这个官儿去，总该可以了吧……反正您几位争来争去，不就争的一个名义么？于是，在朝堂上下的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中，正德任命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然后自己命令自己领兵上战场杀敌，终于得遂所愿离开了鸟笼一样的北京城。
即便这样，正德皇帝的亲征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守居庸关的御史张钦不让他出关。他只好等了几天，等张钦出巡时才敢微服出关。心有余悸的皇帝出关之后立刻命令边防军堵住关口，不许让任何文官出关相随。这场战争持续了四个月，本身的过程倒是酣畅淋漓许多。十月，蒙古军五万余人出现在如今以木塔闻名的山西应县一带，正德皇帝随即亲自布置方略决战，同时命令户部拿出一百万两白银准备赏赐立功将士，户部却和皇帝讨价还价，最后只同意拿出五十万两。大概早已被文官集团弄得没有脾气的皇帝没有计较太多，马上披挂上阵，亲自率领一军从阳和出发援救出当时一度陷入被分割包围状态的明军主力。当晚，他与普通将士一起在应州城外临时建的军营里过夜。第二天蒙古主力又来，双方大小百余战，战况十分激烈，武宗在前线的战车曾险些被包围。两军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在始终保持着高昂士气的明军，骄横的蒙古骑兵自度难以取胜，主动撤离了战场
这次作战被称为“应州大捷”，称得上这位寿命不长的浪漫皇帝，人生之中的一个**了。不过，令人迷惑的是，《明史》正式记载的战绩却仅仅是斩首十六级，而明军自身的损失却是亡五十二人、伤五百六十三人。就算这两拨人是赤手空拳的群殴，好歹也是几万人打了好几天阿……这折损也实在太过轻微了。更难相信两天激战下来十六人的损失就足以吓退五万蒙古主力；有人猜测大概正德不屑于按照所谓的征伐之礼，拎着一大串人头耀武扬威地回到北京；更有人相信是感觉受到了愚弄的文官集团，坚决不承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胜利与功绩，因为当时就已经发生了翰林院全体官员拒绝向他祝贺的事件。至于历史的真相，大概我们都已经永远失去了了解的机会。
只是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无论官方还是私人记述都明确承认，在正德一朝剩下的时间里，蒙古的铁蹄再也未曾大规模踏入明帝国的疆土。
出巡江南，是这位浪漫皇帝一生之中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壮举。在那个资讯已经比较发达的时代，锦绣江南的风物，对于正德皇帝的吸引力由来已久；可是，他刚一提出，马上又是朝野汹汹，大有由此以往国将不国之势。看来，与亲征的情况相似，他仍然需要机会。这一次的机会居然是正德十四年的宁王叛乱，于是，正德皇帝再次披挂上阵挥师南征。此刻他的微妙心境，恐怕最厉害的演技派性格演员，都难以忠实再现吧。
可惜，宁王朱震濠的武功实在是过于不济了，仅仅在御驾出京数日之后就被大理学家王阳明所擒。接到加急报捷密电的正德皇帝，顿时陷入江南之行即将告吹的尴尬境地。估计当时的他，连早知如此该想当初白送十万士兵给宁王的心都有了，一面肯定还会大骂古今中外所有死了活着的理学家：怎么都跟老子有仇哇！不过，可爱的正德毕竟天资聪颖，很快又是一个惊世骇俗的高级创意——封锁消息，继续进兵，终于在“御驾亲征”的名义下，在江南玩闹了一年，而且最后还排演出一幕超级大剧来做为这一赫赫武功的光辉结局——将宁王朱震濠释放，然后亲自再次将他擒获，在南京堂而皇之地行礼受贺。这自然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任性之举。不过，文官集团能把想下江南的皇帝逼成这个样子，而想下江南的皇帝在高压面前还能想出如此高招，两者都算千古难遇的狠角色了。不知九泉之下，正德遇见六下江南、潇洒自在、大小臣子还争相随行趋之若骛唯恐不及的乾隆皇帝，不知又将做何感想？
说到这里，我不禁觉得，正德与乾隆这两位同属朝代中期守成之君的比较，也是蛮有趣味的。其实这样的比较也已经有不少人做过了，概括一下，有意思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国家安定程度和民生
正德：爆发刘六、刘七领导的中等规模农民起义，迅速被讨平。
乾隆：爆发蔓延九省的白莲教大起义，嘉庆年间才平定。
二、武功：
正德：亲征达延汗获胜，安化王、宁王两个叛乱宗室均被派出的能臣秒杀。
乾隆：无亲征记录，所谓“十全武功”，除了平定准部、回部可圈可点外，其他都拿不出手，更何况还有对准部恼羞成怒的灭族政策。
三、国势发展
正德：稳中有升，明中后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封建社会中一个不应忽视的高峰。
乾隆：趋向没落，晚期已是积重难返。
四、MM/娱乐
两人均十分嗜好，不分伯仲，均留下大量优美典故。
五、宠佞
正德：前为刘瑾，五年手诛，后为江彬，实际危害微弱。
乾隆：和砷，把持朝政几二十年，天下岁入半入其手，仗势横行直到乾隆驾崩。
六、奇怪嗜好
正德：给自己封官，有被迫无奈的因素。
乾隆：在各旅游景点乱题低劣诗作，在尺余古画上盖八尺御章，惜乎古代无城管与文物保护部门。
七、下江南
正德：一次，遮遮掩掩，群臣同仇敌忾，口诛笔伐。
乾隆：六次，大摇大摆挥霍无度，群臣歌功颂德，趋之若骛。
八、性格
正德：平易近人，浪漫有情，以《戏说乾路为代表的乾隆电视剧，更多地应
该是正德的影子，应该让人想起秋官。
乾隆：《书剑恩仇录》里的形象，咋咋呼呼的张铁林，拿捏作势，烦。
……
当然，这样的比较很难做到所谓的科学客观公允，而具体的评述难免又会扯回明清比较这个月经话题上来。正德骑马射箭，在汉人眼中都是极大的罪过，而后来的满清，王子不懂骑射简直不可想象.不过，我觉得上述种种至少足够反映出一个问题，这也是所有作过这一比较的人最后必然想到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两个人，凭什么一个成了盛世明君，另一个却成了无道昏君——难道这也搞照顾少数民族么？
其实，除了上面常常被提到的几点之外，在比较正德和乾隆的时候，还有一个方面是绝对不应该忽略的，那就是文化氛围。所谓大清盛世，从乾隆六年到乾隆五十三年，大兴**达五十三起，遍及全国各地，天下士子人人自危，可谓将康熙、雍正的光荣传统发扬的淋漓尽致；更不用说以修撰《四库全书》为名义的、人类发展史上迄当时为止最为波澜壮阔的打击非法出版物行动了。反观正德时代，昏君之治下，却是一派宽容平和百家争艳的景象，也许是道学先生们的火力已经集中招呼到皇帝身上去了的缘故——这也正是江南文化臻于极盛、四大才子粉墨登场的年代。只是，不知道唐伯虎在苏州城外悠然吟诵桃花曲的时候，他是否能够感应，千里之外的北京，有一个可能浪漫情怀并不逊色于他的年轻人，正在郁闷地遥望江南呢。
即便按照最为严厉的正史标准，客观上看，正德皇帝的形象，也并非文官手中笔杆所描述的整体印象那般不堪。即便在亲征蒙古达延汗，离开京城的那四个月里，他也不忘记明令北京官员们把应该递交的公文交给专使，由专使送到行营由自己随时处理。虽然此刻正是杨廷和内阁精干高效运转的时代，正德皇帝的主要行政权力，可能仅仅只余下对于内阁已经票拟的旨意加以确认的“朱批权”，而且朱批发布的旨意也随时存在被臣下驳回的可能；但这位贪玩好动的皇帝，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却十分积极，老老实实地接受了作为庞大国家机器内部一颗螺丝钉的命运——尽管这是比较大只、也比较亮的一颗。
至于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的总体评价究竟应当如何做，有段话说的甚好，请恕我基本照抄一遍：
明武宗一生，贪杯、尚兵、潇洒，所行之事多浪漫不经，为后人所误解；同时武宗又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定安化王、宁王之叛，应州大败蒙古小王子（即达延汗），精通佛学，会梵文，还能礼贤下士，亲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于艺妓。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一个不同的明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明武宗。
上面一段话，结尾确是妙笔，不过，就我个人来说，透过层层迷雾包裹的历史，看清一个完整的正德，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或者，云山雾罩间偶尔露出的半缕真容，就足以拨动观者的心弦，哪怕那只是一件入不得本纪的小事。
有一次，紫禁城里呆腻味的正德，溜到某个大臣家去蹭饭，大臣惶恐之际一阵慌乱，竟忘记在他面前放上一双筷子……这可是十恶不赦的大不敬之罪，发现问题时所有人都吓得要死，正德却浑如没看见一般。
另有一次，正德皇帝的奶奶挂了，群臣按照礼制露天祭拜。那一天正好下了大雨，正德看见大家跪在水中，大概是担心他们得关节炎的缘故，一时于心不忍，便说，罢了罢了，反正是我自己的奶奶，你们都起来回家就OK了。满怀哀思一心助皇上悲的大小臣工，却无人领情。事后，状元舒芬领衔上书，直接攻击正德此举不孝。对于这件事，我们在读出正德的人情味之外，也足以推断出当时正德对这帮道学先生的厌恶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笔杆子里面出历史。
得罪了笔杆子集团的正德皇帝，注定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光辉形象了。值得一题的是，在文官集团的口诛笔伐之外，民间社会对正德皇帝的态度反而宽容许多。除了各地散落的传说故事之外，描述正德调戏民女李凤姐这一封建统治者滔天罪行的传统剧目《游龙戏凤》，在遭到正统意识形态的窜改与曲解之前，本是一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而现代就更是这样了，既有《天下无双》这样的无厘头电影，也有间或出现的戏说电视剧——大概正德皇帝浪漫而有情的个性，本身就蕴含着与现代社会审美观接轨的丰富潜能。有趣的是，一向被诟病为对于传播错误历史知识居功至伟的戏说类影视剧，这一次却出现了比正统历史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可能性。
不可忽略的历史情节，还包括他同样极富戏剧性的驾崩。在今天江苏淮阴附近的清江浦，正德皇帝看到江上捕鱼人的动作十分飘逸灵动，便有了模仿秀的念头。于是他换上渔业生产用服装，驱舟撒网，本来玩得十分HAPPY，竟一不小心落入水中；虽被救起却已落下病根，不久之后便驾鹤西去。一生不甘于受制于礼法的正德，终于以一种极度不合礼法的方式死去，恍如最后一个天马行空的创意。大概也只有这一次的越礼，正德不用再烦恼于耳畔挥之难去的嗡嗡声。
帝王要死，本来选择余地是十分宽泛的，或病笃于龙床，或中毒于深宫，或被箭于阵中，或自缢于白绫，或自然或恐怖，或壮烈或凄惨；可没有一种比扮渔民落水而死，更不相称于帝王身份的死法了。仔细想一想，这当然是一次非正常的事故性死亡，可这不也正是对一个渔民、一个普通人来讲，十分普通的结局吗？事实上，对生于帝王家的孩子而言，种种令宫中府中匪夷所思的创意，所为的，无非是和普通人一样罢了。
对于正德皇帝，这个天性浪漫而有情的年轻人，我深深地报以同情。这不同于《明史·武宗本纪》末尾处“假使承孝宗之遗泽，制节谨度，有中主之操，则国泰而名完”式的惋惜，那是一种已经在泱泱大国衣冠典籍中修炼到了极致的假大空。
这种同情，甚至不同与包括我在内许多人的，读史掩卷之时对绝代词人李后主、天才画家宋徽宗、资深工程师元顺帝、高明木匠明熹宗这一类帝王的同情；虽然正德皇帝与他们一样，同样当得起一句错入帝王家的感叹。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历史上毕竟还是留下了自己的作品或者相关的记录，足以供后来者扼腕叹息；正德则不同。如果不做皇帝，我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或是该做什么；其实，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不仅浪漫有情，而且聪明任性，正如你我。
除了曹操等极少数奇人之外，专业词人、画家、工程师、木匠的理想，是很难与一个好皇帝的职责兼容的，但它们至少可以成为一个不那么高明皇帝的业余爱好。可一个普通人的想法、意趣和行事方式，可能和皇帝的角色有哪怕丝毫的通融余地吗？这至少是非常艰难的，这也正是我把更多同情留给正德皇帝的原因。值得感叹的是，在如此命运面前，正德皇帝却以他与生俱来的浪漫天分，帮我们在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感受到了与悲剧气氛深刻的李煜传赵佶传等等所不同的，一丝可掬可捧的喜剧气质。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帝王将相、忠臣烈女、奸佞小人、草莽豪侠，可这形形色色的人等，大多却或主动或被动地套上了面具，描上了脸谱。一幕幕活剧虽然精彩纷呈，却难免让我觉得遥远而虚空。反而是虽然也被套上面具、但常常会自己设法扔掉的正德皇帝，在永恒流淌的历史长河中，露出了一张清晰而可亲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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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但是他一辈子都这样以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生活着。他的一生都在谋求抗争，可惜的是虽然他拥有天下最高的皇权，依然改变不了自己生命的轨迹。他的故事，是由好多喜剧组成的一个大悲剧，不论是对他，还是对这个庞大的帝国。
他的庙号为武宗，这很符合他，因为他很好武，他是真正从内心底把自己看做武人的，虽然这个身份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卑微的。他的年号叫正德，这更像是讽刺他，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他全身上下似乎找不出一点能看到的“正”的德行。
他常常被人冠以“荒唐”，“病态”这些贬义的词眼，但是他的性格却最像我们现实中的普通人，一个调皮的孩子，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青年人，一个对身边人无比随和的公子，一个对繁文缛节不以为意的客人，一个会体谅下属在雨水中跪地辛苦的上司，一个不忘在祈福时候加上爱妻名字的丈夫，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有着极大兴趣的聪明学生，一个可以和你挤坐一辆破车的朋友。然而悲剧正是在于，这上面的诸多身份里，唯一没有他最正式的身份，一个皇帝，并且应该是恪守传统道德的皇帝。
明代的大臣们一直把皇帝作为一个神话的偶像来塑造，他们要给万民描绘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可以无限时间工作，没有个人感情，没有脾气，可以英明的分辨出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可以从诸多的奏折里聪慧的挑选最正确的那一个的皇帝，当然，这种人根本不存在，明朝的皇帝里最接近这个标准的只有孝宗皇帝，有趣的是，最远离这个标准的正是孝宗皇帝的儿子，这个最类似常人的朱厚照。
他用自己超乎一般人的勇气在执着的与他的臣子进行对抗，并想尽一切办法来戏弄这些看似外表端正正经的道学家。他不想再像他的父亲一样，郁闷的活一生，他要活的快乐，要活的精彩，实际上他几乎做到了，虽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很多年的骂名，但是性格如朱厚照这样的人，也许根本就不在乎你对他说什么。昏君也好，明君也好，于他的生活根本无关，甚至在他的心目中，说他的是明君反而是对他的一种侮辱。他的所谓罪名，在一个农耕已进入僵化状态的大帝国是不可想象的疯狂，或许，如果他是一位可汗，评论会有所不同吧.
那是一个精彩的时代，从最高的皇帝，到读书的士人，都呈现出一种叛逆传统道德的倾向，“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句诗既可以形容唐寅，也可以形容朱厚照，以及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人们，而王守仁心学的创立，更是在守护传统的大明王朝的夜空里燃起的一朵绚丽的烟花，从此开始，一个国家伟大的转型时代开始了。
当然，朱厚照根本不会关心这些的，在他临死前，我想他思考的问题应该是：下辈子，我还能做普通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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