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权倾天下 第六百六十三章 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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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年锡之也是有所耳闻。
监军设到连上，而且要形成制度，此事是军法监在操持，张佳木掌总提建议，具体的细节由孙锡恩等人来充实完善。
年锡之听说的不多，不过知道厉害的有几条。
跟太监的随意必不同，军法监的监军有具体的职掌，军士偶犯小过，或早操不到，或操练不精，或十不九一，都要责罚的，军法监的监军总掌其事，时间久了，人皆畏惧军法官的权威。
这就无形之中，把将领的赏罚的罚给拿了过来。
但还不止如此。军法监还要记功的，凡有士伍训练精良，表现卓越，由监军上报，将领副署之后，上报呈文，奖赏该军。
这就是把一营将帅的赏字，也给拿了过来。
在赏、罚，这两件事上，将领反而是监军的副署，一级将领有一级的监军，下级监军报到上级监军，逐级上报。
这就形成了稳定的监军链条，将帅拥有的权力，只是负责日常训练，战时指挥。
因为后勤权在文官手中，军法权在军法监的手中，军器发放在军器监的手中，武官和士官教育在讲武堂。
将领独裁的可能几乎为零，私兵化，封建化的可能，完全不复存在。
这样当然多比以往要费一点事，但张佳木坚持认为这是完全值得的。至于多花费的一点费用，远比军队失去控制，或是丧失战斗力要好的多。
因为不仅是这一点赏罚，监军还负责鼓励训练，战时要鼓舞士气。士兵有疾病、家中有危难，都是监军的责任，从小伤小病，到恶疾变故，都是监军要关心的事，一旦军中有事而监军不理，则将帅可以向监军的上级反映，按其罪过的轻重，加以处罚。
想来平时是监军管着将帅，事事挑剔，一旦监军不胜任不称职，将帅们当然也不会客气。
这就形成了一个彼此制约的制度，谁也讨不了好。
就算是小有例外，但大的趋势一定是这样，绝不会有错。
现在卫中上下已经明白，锦衣卫的这位太保大人，如果不出意料的话，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家门徒。
儒法之争已经下来这么多年，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人穿凿附会的也挺多，把法家弄成公平正义的代表似的……其实也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但法家和儒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性恶和性善论上的争执。
儒家主性善，人都可以教化，哪怕就是十恶不赦的夷狄。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个人的品德就是最重要的，皇帝就是全国德治的代表人物，所以皇帝失德是比更改制度更要命的事。
以道德和宗法，再加上少量的官吏和军队来治国，德行自然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而法家则是性恶论，坚持人性本恶，必须以律法来约束之，教化是没用的。
老实说，张佳木在这一点上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法家信徒。
再烂的制度也比没制度强。
中国人很悲剧的就是没有一个能保证基本稳定的制度，而反观倭国和欧洲，在这一点上确实比中国强的多。
以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以及创造的伟大文明来说，要不是有几百年的一次大乱，恐怕也没别的国家和民族什么事了。强汉不提了，就说盛唐制度文明，长安就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中心，何等伟大强盛的国家，说一声内乱了，到五代十国时，军人拿百姓当军粮，当两脚羊，近亿人口，到最衰弱的时候，两千万也没有了。
这种九死一生的玩法，也就中国人的这种文明能挺过来了。这一点来称颂儒家也有一套，倒也没有错。
但如果有一套好的制度，能不要这么死里求生的三百年一大乱，那自然是最好不过。
张佳木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制度论的疯狂信徒，在锦衣卫里，他推行各种制度，包括公文制度在内，所有的一切事物都在制度之下运作，现在文官中也有了公文制度，考成制度，还有回执制度，想来也是有太保大人的黑手在内。
至于武官的学校制度，监军制度，军法制度，军器制度，当然，也有很重要的后勤补给制度，武官考试考核制度……
等这些制度全部稳定稳固下来，官府的职能也高效了，再集中物力大修道路，兴邮传，改善通信条件，兴海运，改善运输，进行海外贸易，选良种，劝农桑，修水利……
张佳木还有好大一篇的国计民生的大文章要做！
所以近来，他对锦衣卫的事关注是少很多，好在他用人就是这样，凡事都交给下属们去做，做好了奖，做坏了分析原因，该补过则补过，该罚也罚，该自己的责任，也不诿过于下，所以尽管现在负的责任更大，手头的事情千头万绪，但，忙而不乱，整个以张佳木为首的集团还是运作的良好，没有出什么问题和麻烦。
当然，这也只是表面上的平安无事罢了。
“锡之，怀忠，你们俩人来一下。”
两个文官正在低声说话，不妨有人大声叫他们，不用看，当然便是张佳木了。
两人也不敢怠慢，到了张佳木跟前，深施一礼之后，再看左右，却是有好些个文官打扮的人就坐在张佳木下首，见两人来了，也是点头微笑致意。
“是王大人和余大人！”
年锡之先认得这两人，他毕竟是官宦世家的子弟，京中人头还算熟，这两人在景泰二年这一科中是最风光的，一个品行高洁，而且为人并不古板拘泥，能力颇高。一个素以知兵闻名，智略韬晦是没说的，现在这两人已经被张佳木收服，王越为讲武堂司业，同时，兼任兵部侍郎。
任命前几天刚发表，所以年锡之拱了拱手，笑道：“还没有来得及给王公去贺喜，今日要借太保的水酒一杯，为王公贺。”
说罢自己一举杯，王越虽是一脸矜持，但也是喝了。
也无怪他高兴，讲武堂和国子监不同，国子监是祭酒一人，从三品，司业二人，从四品，官职低，也没有什么实权，是那些老夫子们的专任。
讲武堂就不同了，入职的全部是武官，将来注定要出兵放马，不如国子监的诸生，要么是穷酸，要么就是勋戚纨绔，一无是处。
象王越这样的有志于军功的，当着此职，最适合不过了。
而且，讲武堂祭酒因为是张佳木亲任，设为从一品，司业是从二品，王越的官职反而因为这个任命上去不少，更是意外之喜了。
至于余子俊，他的银监大使这几个月来做的很漂亮，新成立的银币监大使也是拟定是此人担任了，从临时的差遣变成了固定的职掌，从铸造到发行，都是银币监的职司，他们是和太府合作，从赋税收缴到银币发行，有一个完全的流程。
太府升位二品，与尚书为堂官的各部相同，而银币监则是新成立的各监中的头等，堂官为从二品。
所以余子俊也算是升了官，只是他为人潇洒，面对年锡之等人的贺喜，只是微笑拱手，还礼如仪，并且开玩笑道：“年大人太客气了，年未及而立已经是武职一品，此时还来贺下官升官……这叫下官太过尴尬了。”
余子俊在官员中也算年轻干练，但也毕竟年过四十了，几缕长须垂到胸腹之前，显的颇为老成，而年锡之才二十几岁，胡须很短，相形之下，确实是如余子俊所说，他来贺别人，人家唯有苦笑而已了。
年锡之也只能付诸苦笑，他毕竟是武职官，以现在的风气来说，文贵武贱，所以之前升到武职一品也未觉得有什么可喜。
但新官制一出，张佳木开宗明义的第一条便是规定，文武并重，武既不能压过文，而文也不能压过武。
针对现在文官似乎要比武官贵两级的做法，更是明文规定，文武均礼，凡有不按品级遵守仪制的，一律重罚。
而武官更有一条好处，便是加勋满一定年数又无过错，在封爵上要比文官便宜许多。
封侯，丈夫之志，有此一条，也足够文臣们羡慕的了。
别人听着这话，尚无可不可，唯有王越听了，面上露出嫉恨的神色，看向年锡之的眼神，自然也就不那么友好了。
只是当着张佳木的面，还没有什么人敢做意气之争。
而此时被召来的，全是锦衣卫系统内和外围的文官，是张佳木这个利益集团里的读书人，闹出事非来，自然是叫纯粹的武职官们笑话。
一念于此，王越勉强把那一点不平之气压下，也是放下了手中酒杯，表示绝不再饮，但看向张佳木时，眼神专注，要听听张佳木召他们过来，却是要说些什么。
“现在朝廷新官制也差不多了，加了不少监司，但六部还是六部，但我打算加两个部……不，是一院一部，”张佳木看向众人，笑吟吟的道：“说给你们听听，参详一下此事如何。”(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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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军设到连上，而且要形成制度，此事是军法监在操持，张佳木掌总提建议，具体的细节由孙锡恩等人来充实完善。
年锡之听说的不多，不过知道厉害的有几条。
跟太监的随意必不同，军法监的监军有具体的职掌，军士偶犯小过，或早操不到，或操练不精，或十不九一，都要责罚的，军法监的监军总掌其事，时间久了，人皆畏惧军法官的权威。
这就无形之中，把将领的赏罚的罚给拿了过来。
但还不止如此。军法监还要记功的，凡有士伍训练精良，表现卓越，由监军上报，将领副署之后，上报呈文，奖赏该军。
这就是把一营将帅的赏字，也给拿了过来。
在赏、罚，这两件事上，将领反而是监军的副署，一级将领有一级的监军，下级监军报到上级监军，逐级上报。
这就形成了稳定的监军链条，将帅拥有的权力，只是负责日常训练，战时指挥。
因为后勤权在文官手中，军法权在军法监的手中，军器发放在军器监的手中，武官和士官教育在讲武堂。
将领独裁的可能几乎为零，私兵化，封建化的可能，完全不复存在。
这样当然多比以往要费一点事，但张佳木坚持认为这是完全值得的。至于多花费的一点费用，远比军队失去控制，或是丧失战斗力要好的多。
因为不仅是这一点赏罚，监军还负责鼓励训练，战时要鼓舞士气。士兵有疾病、家中有危难，都是监军的责任，从小伤小病，到恶疾变故，都是监军要关心的事，一旦军中有事而监军不理，则将帅可以向监军的上级反映，按其罪过的轻重，加以处罚。
想来平时是监军管着将帅，事事挑剔，一旦监军不胜任不称职，将帅们当然也不会客气。
这就形成了一个彼此制约的制度，谁也讨不了好。
就算是小有例外，但大的趋势一定是这样，绝不会有错。
现在卫中上下已经明白，锦衣卫的这位太保大人，如果不出意料的话，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家门徒。
儒法之争已经下来这么多年，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人穿凿附会的也挺多，把法家弄成公平正义的代表似的……其实也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但法家和儒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性恶和性善论上的争执。
儒家主性善，人都可以教化，哪怕就是十恶不赦的夷狄。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个人的品德就是最重要的，皇帝就是全国德治的代表人物，所以皇帝失德是比更改制度更要命的事。
以道德和宗法，再加上少量的官吏和军队来治国，德行自然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而法家则是性恶论，坚持人性本恶，必须以律法来约束之，教化是没用的。
老实说，张佳木在这一点上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法家信徒。
再烂的制度也比没制度强。
中国人很悲剧的就是没有一个能保证基本稳定的制度，而反观倭国和欧洲，在这一点上确实比中国强的多。
以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以及创造的伟大文明来说，要不是有几百年的一次大乱，恐怕也没别的国家和民族什么事了。强汉不提了，就说盛唐制度文明，长安就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中心，何等伟大强盛的国家，说一声内乱了，到五代十国时，军人拿百姓当军粮，当两脚羊，近亿人口，到最衰弱的时候，两千万也没有了。
这种九死一生的玩法，也就中国人的这种文明能挺过来了。这一点来称颂儒家也有一套，倒也没有错。
但如果有一套好的制度，能不要这么死里求生的三百年一大乱，那自然是最好不过。
张佳木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制度论的疯狂信徒，在锦衣卫里，他推行各种制度，包括公文制度在内，所有的一切事物都在制度之下运作，现在文官中也有了公文制度，考成制度，还有回执制度，想来也是有太保大人的黑手在内。
至于武官的学校制度，监军制度，军法制度，军器制度，当然，也有很重要的后勤补给制度，武官考试考核制度……
等这些制度全部稳定稳固下来，官府的职能也高效了，再集中物力大修道路，兴邮传，改善通信条件，兴海运，改善运输，进行海外贸易，选良种，劝农桑，修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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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也只是表面上的平安无事罢了。
“锡之，怀忠，你们俩人来一下。”
两个文官正在低声说话，不妨有人大声叫他们，不用看，当然便是张佳木了。
两人也不敢怠慢，到了张佳木跟前，深施一礼之后，再看左右，却是有好些个文官打扮的人就坐在张佳木下首，见两人来了，也是点头微笑致意。
“是王大人和余大人！”
年锡之先认得这两人，他毕竟是官宦世家的子弟，京中人头还算熟，这两人在景泰二年这一科中是最风光的，一个品行高洁，而且为人并不古板拘泥，能力颇高。一个素以知兵闻名，智略韬晦是没说的，现在这两人已经被张佳木收服，王越为讲武堂司业，同时，兼任兵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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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怪他高兴，讲武堂和国子监不同，国子监是祭酒一人，从三品，司业二人，从四品，官职低，也没有什么实权，是那些老夫子们的专任。
讲武堂就不同了，入职的全部是武官，将来注定要出兵放马，不如国子监的诸生，要么是穷酸，要么就是勋戚纨绔，一无是处。
象王越这样的有志于军功的，当着此职，最适合不过了。
而且，讲武堂祭酒因为是张佳木亲任，设为从一品，司业是从二品，王越的官职反而因为这个任命上去不少，更是意外之喜了。
至于余子俊，他的银监大使这几个月来做的很漂亮，新成立的银币监大使也是拟定是此人担任了，从临时的差遣变成了固定的职掌，从铸造到发行，都是银币监的职司，他们是和太府合作，从赋税收缴到银币发行，有一个完全的流程。
太府升位二品，与尚书为堂官的各部相同，而银币监则是新成立的各监中的头等，堂官为从二品。
所以余子俊也算是升了官，只是他为人潇洒，面对年锡之等人的贺喜，只是微笑拱手，还礼如仪，并且开玩笑道：“年大人太客气了，年未及而立已经是武职一品，此时还来贺下官升官……这叫下官太过尴尬了。”
余子俊在官员中也算年轻干练，但也毕竟年过四十了，几缕长须垂到胸腹之前，显的颇为老成，而年锡之才二十几岁，胡须很短，相形之下，确实是如余子俊所说，他来贺别人，人家唯有苦笑而已了。
年锡之也只能付诸苦笑，他毕竟是武职官，以现在的风气来说，文贵武贱，所以之前升到武职一品也未觉得有什么可喜。
但新官制一出，张佳木开宗明义的第一条便是规定，文武并重，武既不能压过文，而文也不能压过武。
针对现在文官似乎要比武官贵两级的做法，更是明文规定，文武均礼，凡有不按品级遵守仪制的，一律重罚。
而武官更有一条好处，便是加勋满一定年数又无过错，在封爵上要比文官便宜许多。
封侯，丈夫之志，有此一条，也足够文臣们羡慕的了。
别人听着这话，尚无可不可，唯有王越听了，面上露出嫉恨的神色，看向年锡之的眼神，自然也就不那么友好了。
只是当着张佳木的面，还没有什么人敢做意气之争。
而此时被召来的，全是锦衣卫系统内和外围的文官，是张佳木这个利益集团里的读书人，闹出事非来，自然是叫纯粹的武职官们笑话。
一念于此，王越勉强把那一点不平之气压下，也是放下了手中酒杯，表示绝不再饮，但看向张佳木时，眼神专注，要听听张佳木召他们过来，却是要说些什么。
“现在朝廷新官制也差不多了，加了不少监司，但六部还是六部，但我打算加两个部……不，是一院一部，”张佳木看向众人，笑吟吟的道：“说给你们听听，参详一下此事如何。”(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未完待续）